细节，还是细节 　[ 分类:阅读 Reading ]

态度决定一切，细节成就风格。
　　在上次的“五个怪癖”游戏中，我忘记了一点——校对癖。
　　几乎拿到任何一份印刷品，我都会下意识地挑出一些“低级错误”。当时之所以没有提及，全因在我看来，在这个行业中，对细节的苛求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游戏要的是“怪癖”，这理所应当的习惯若被写入其中，还不得让那些为了一个词而扎进书堆里推敲半晌的老一辈编辑笑掉大牙？
　　但在文本上传数日之后，我才在友人的提示下发觉，身处的这个年月，早已不仅仅是所谓的“速读年代”，在文化商品的每一道生产工艺上，几乎都可以看到“速”字的踪影——速得忘记了细节，速得丢掉了赖以生存的质量，速得读者都开始怀疑：“现在的新闻纸，该不会多是用豆腐渣造出来的吧？”
　　周三回天津，临行前捡起马桶水箱上的《凤凰周刊》9月号。这是一本以“言论尺度大”而闻名的杂志，封面上用简体字标注的“本刊获特许在中国内地发行”惹人回味。68页，《“台客”来了》，作者刘玉皙，台湾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粗读一遍，字里行间的两岸观点，着实大胆得可以。但细心的读者却会对其中令人不胜其烦的文字错误大为光火，引号的丢失与重复就可以挑出三四处——本想加上“之多”，但也许是我太过敏感了吧。多么？说不好。
　　往前翻，版权页和后面的广告被双面胶粘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杂志社在提醒读者：“别忘记了我们是有赠品的”。12页，“现在时讯”，也就是每份杂志都有的“外刊编译园地”。通过这两页纸，我认为该刊的美编一定都很痴迷于手机拍照的功能——把外刊的封面用三千像素的摄像头翻拍一遍，然后再发到杂志上——wow，多酷呀！要不然，他们的图片怎么可以糙到这种令人发指的程度呢？
　　打开书橱，里面有人在外刊主编的办公室里进行“思想的历险”，有人在《时代》周刊的生产线上高呼“提问是记者的天职”，有人对10岁小孩杀人后的媒介公正问题质疑“道德伦理问题真的不证自明吗”，还有人希望通过金融衍生工具的衍生报道带给读者一个“全球化视界”。天呐，做媒体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细节，我们还要细节？
　　但是，认真想想吧，当黑底白字上出现诸如“《宪法第一修》正案”和“(GolfC　hannel)”这样富有创造性的文字组合时，读者该怎么理解你脑中“理解传媒的7个步骤”呢？
　　到了天津，看见最新的《新世纪周刊》——他们刚刚迎来了自己在业内饱受争议的新主编。请注意，我现在在用义正词严的腔调告诉各位：这本杂志在改版之后对于细节的追求着实令人震惊与钦佩。看看封面上旗杆顶部的那些毫不起眼的泥块吧，换本杂志，美编在抠图的时候都会毫不犹豫地裁掉。说实话，谁会注意到这些无聊的细节呢？
　　嗯……我想说的是，其实读者也不全是白痴。7月4日的《Business Week》和8月号的《商业周刊中文版(月刊)》制作了相同内容不同语种的封面故事“The Best Product Design 2005 Award Winners (2005年度最佳产品设计)”，把它们放在一起，中外美编的素质——是不是说“质素”会好听一些，问号——跃然纸上。文内有一辆跨页Jeep，下面是大标题。美国人的处理是，把车轮下飞溅的泥土抠出来，叠在标题文字上面。到了国内——直接在图片上打字就好了嘛，搞这些花样给谁看？
　　竟然说了这么多形式主义的东西，那让我们来聊一些和内容有关的话题吧——当然，还是图片。
　　《三联生活周刊》在前几个月登了一篇追捧迅驰笔记本无线上网的文章，页面下方配了张顾客在咖啡厅里上网的图片。没问题吗？仔细瞧瞧，笔记本旁边接着扩展网卡，网卡上插着网线，笔记本后头还有一大堆电线。还有，在上个月《新周刊》那本以“生于1980年代”为封面故事的杂志里，有个关于“MP4”的报道。右上角图片的注释大意是：韩国地铁里的年轻人都沉醉在自己mp3的世界里(准确的文字谁手头还有的话麻烦查查，估计差不多)。实际上呢，呵呵，看看耳机和线控，明明是三个听着Sony MD的日本小孩儿。
　　当然，这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儿。但是，把所有细节堆砌在一起，就构成了一家媒体的风格。所谓“量变到质变”，这话倒是不假。
　　为什么《FHM》大陆版(因政策问题，中文刊名“男人装”，通译“男人帮”)可以办得那么难看？把美国版、台湾版都拿来瞅瞅，就能明白其中的退化史。相比于其母体，台湾版《FHM》在资讯密度、品味和图片质量上就已经有所“跌份儿”，而到了这本大陆版，网络上随便下载的图片已经登堂入室。
　　国内有本非法期刊，叫做《我爱摇滚乐》。里面的图片栏目，宣传的是些“不好的东西”，用用网络图片，也就罢了。而一家马上就要在国贸边上盖大楼的、旗下一本杂志月广告额过1000万的媒体品牌也用这样的思路办刊，上一页是成本高昂的黑白大片，下一页紧跟着就是些“零成本”的素材，会不会有些太拿不出手？
　　所以，拿着这本开本够大、铜版纸够厚、封面女郎够暴露的杂志，读者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本“不过如此”的擦边球读物而已。
　　说回《新世纪周刊》。两个月前我看到这杂志，那种版式让我毫无阅读的欲望。两个月后，再拿起这本杂志，发现到处都是讲究——字体处理、分栏、图片阴影、版权信息、报道组合，虽然净是些普通读者不会刻意留心的东西，但是下了多少工夫却不言而喻。杂志风格统一，但是不同板块之间又有足够的区分度。与此同时，我们每期必买的《三联生活周刊》还继续给读者传递“一本杂志、三种风格”的制作理念。学《TIME》，怎么可以是堂只见皮毛就自我满足的速成培训？
　　之前见到许多“80后”文字工作者，写手多是网络写作出身，旁枝末节总要等待编辑修剪。而编辑往往又是同样的“不靠谱”，化纸浆的事情也就成了家常。
　　父亲虽然在科技出版社工作，但始终是个在文字上极为严谨的人。一篇我认为问题不大的报道，也能被他挑出一些荒唐的词句，而且每每令我心服口服。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听他边说“一校”、“二校”、“三校”，边在300格稿纸上用红笔标注一些标点的错漏，总是心怀敬意。1/10000的“及格线”，时常被他挂在嘴边。
　　有个衙门叫“新闻出版署”，看来新闻和出版倒是还没分家。但为什么小时候得到的潜移默化和现时的所闻所感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呢？是真的“隔行如隔山”，还是这些东西已经不再重要？
　　想起一首歌：“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

　　* 已嫁出，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