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期《CEO》和《Career》中,除了写些报道并完成封面制作,我还要设计封面故事的内页插画。打领带的小人是画中主角,每次配上不同的布景,就能表现一个新的话题。
在半年或者一年之后,我想把这些图片重新印出来,嵌进相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我们办公室的门口就挂着《CEO》和《Career》创刊号的封面,这让我相当有成就感。下面是最近三期的封面故事插图:



说说最后这张的创意。
父母曾用陈景润的故事对我进行学龄前教育。陈景润在证明“哥德巴赫猜想”方面的成就,以及为此付出的长年艰辛,令人敬佩。“那‘哥德巴赫猜想’是什么呢?”“1+1。”这是父母当时给出的答案。当时我想,这不就等于2么?为什么还要证明?
后来上数学奥赛班,从大学请来的教授在黑板前对我们侃侃而谈:“每个大于等于6的偶数,都可表示为两个奇素数之和;每个大于等于9的奇数,都可表示为三个奇素数之和。这就是所谓的‘哥德巴赫猜想’。”他说计算机已经验证到了10的14次方,但是依然不能从理论上证明猜想成立。我听得目瞪口呆,简单的表象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在商业社会,商家通过精准的统计和设计为用户提供极为简单的产品早已屡见不鲜。Google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用户需要接触的,只是一个输入框和0.2秒的查询时间,而背后却有十多万台主机和无数数学模型的支撑。一次不经意间的点击,却伴随着海量的数据运算。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随处可见的金融产品,比如无处不在的人性化设计。难怪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詹姆斯·斯卡茨会说:“对于想成为数学家的人而言,现在正是最好的时候。”是的,在“简于形”之前,“精于心”是无法逾越的一环。
在3月初发行的《CEO》中,我们将要聊聊这个话题。

斯皮尔伯格在说戏。
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国内掀起了一阵“爱国主义教育影片”的观摩热潮。还记得那时候,每逢星期三下午,全年段的学生就会被拉到四楼的大教室,大家把《中国少年报》铺在地上,抬头看着四周电视里的英雄儿女一遍遍高呼“向我开炮”,血洒战场。
那个年代的电影导演,大概是想通过这样的光辉形象,让观众心中的爱国主义情绪得到进一步巩固。但是爱国电影看得多了,觉得慷慨就义也就那么回事儿,土匪吃一个子儿通常就四脚朝天,但是我军将领通常被打个稀烂,还能在寒风中屹立不倒。
集体观影活动持续了几个月后,每当屏幕上有人大喊口号,教室四周就会站起来几个男生,在全体同学面前张牙舞爪地扭动身体,继而大义凛然地躺下。掌声和笑声同时雷动。
看《慕尼黑》,也有这种感觉。从以色列官员在报复行动策划会上的对话,到商店橱窗前关于“家”的探讨,以及贯穿影片始终的几次慕尼黑事件闪回,都显得过于刻意。直到影片最后20分钟,这种蹩脚的表现方式到达顶峰,当直升机爆炸的火光伴随着约翰·威廉姆斯一贯荡气回肠的主题音乐映在正和妻子“奋勇搏杀”的埃里克·班纳脸上时,我差点笑得背过气去。这像极了麦兜对老师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世界和平”,充满了不搭调的喜剧效果。
斯皮尔伯格说,拍完《慕尼黑》,他要给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小孩各发50台DV,让他们记录下身边的生活。他对和平和人性的极力推崇固然让人心生敬仰,但是如果不分场合不顾语境不讲方式方法,就不免让人将他和絮絮叨叨的山达基教徒汤姆·克鲁斯做类比。
梁朝伟在沙堆里写下了大大的“天下”,到李连杰揭开谜底的时候,本该产生悲天悯人的效果,可电影院却被观众的笑声湮没。其实《慕尼黑》就像一部好莱坞版的《英雄》,充斥着时空的颠来倒去和画面符号的堆砌,还有导演借角色之口忽然蹦出的强烈自我否定。在字幕升起的刹那,我只记住了影片最后的两句台词。一句是“NO”,还有一句也是“No”。

电视辐射
上世纪50年代,国内提过一句口号,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懂事那年,家里有了电视机,把换台的旋钮转了几圈,觉得每次“吧嗒”之后出来的新主持人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屏幕上会有两个椭圆叠在一块儿。老爸告诉我,那叫“中央台”。我虽然已经认字,却还没弄明白“中央”是用来干嘛的。
后来,“中央台”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央视”。那阵子提倡与时俱进,我想他们一定是想和海峡对岸的民视、中视、卫视什么的套套近乎。家里虽然可以收到很多境外频道,不过每天坐在一起吃晚饭,餐桌对面的电视始终没有换台的趋势。
因为是工薪家庭,父母上下班基本准点。根据冬夏作息时间不同,晚上家里开饭的时间也在六点半到七点半之间漂移。如果是六点半,那么电视里肯定是福州台的新闻110;过了15分钟,那就会变成福州新闻;七点,毫无争议的新闻联播;如果下班实在太迟,那就只剩下看天气预报或者福建新闻的份儿了。
这种记忆真是触目惊心。我觉得自己对开会的恐惧,可能是自幼在电视机前留下的心理阴影。《飞行大亨》里霍华德·休斯得了强迫症,每次说什么都得重复无数次。直到自己把自己抽得鼻青脸肿,有时候还停不下来。我曾经一度怀疑中央台的主持人都有这方面的倾向,甚至还通过辐射四处传染,让我经常动不动地蹦出来一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技惊四座。直到有次罗京在春节晚会上露出了比蒙娜丽莎还难得一见的笑容,举家哗然。
前些年幼时玩伴从加拿大回来,为我描述当地华人的生活。说是在那里看电视从来不交钱,只要装个解码器,几千个频道随便选。听说90年代初解码器还只是机顶盒模样的东西,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台电脑主机。他说,这样也不好,有时候手上捏着遥控器,真不知道看什么才好。“其实跟在国内也差不多。”他又补充了一句。
前天夜里,美国的电视观众很幸福。NBC放冬奥会女子花样滑冰,ABC放《与星共舞》,CBS放《幸存者:巴拿马》,福克斯放《美国偶像》。当地同学的MSN状态始终“离开”,昵称上剩下三个字:“看电视”。据说,当晚的电视收视率达到了近年来的巅峰。又据说,“偶像”终于成功击败了这个季节里的传统收视冠军——女子花样滑冰。
我想,美国年轻人当时的感受,可能就像是在一片“安定和谐”、“难忘今宵”的除夕夜,终于看到了湖南卫视“超级女声”的新春特别节目。

迷失东京
前段时间和一位英国记者吃饭。老外的T恤上印着伦敦地铁的标志,只是中间的“Underground”改成了“Mind The Gap”,直译过来就是“注意那条沟”。说是他们那儿的地铁站台和车厢之间有段不小的距离,总会有字正腔圆的伦敦音提醒乘客注意安全。他把这句话挂在胸前,说是要担心周围无处不在的“沟壑”。
那晚的饭局上有许多知名博客。我偶尔帮忙做个翻译,东西文化交流得还算顺畅,只是每次解释在座各位给自己网站起的标题,就颇费一番周折。许多中文词组颠来倒去地就能变成另一个意思,但是放到英文里就没法照虎画猫,只能直译之后加上长长的注脚,转口之间趣味尽失。费尽唇舌,我想老外八成应该“mind”到了。
最近有国外期刊介绍外语片在美国的近况。标题耐人寻味,叫做“Lost in Translation”,一字一句地翻译,就是“迷失在翻译里”。可想而知,美国年轻人不喜欢看带字幕的外国电影,老一代制片人感叹过去活在外语片里的好时光一去不返。
如果熟悉美国电影的话,会品出这个标题里的另一层意味。“Lost in Translation”是两年前的一部奥斯卡提名电影,中文名是“迷失东京”。比尔•墨瑞和约翰逊•斯佳丽在东京街头偶遇,面对全然陌生的语言和习俗格格不入。于是他乡逢知己,两人之间产生了奇妙的情感。若据此把那篇报道译作“迷失东京”,弦外之音是留住了,但是考虑到文章里大量提及《功夫》和《英雄》这样的中国卖座片,“信”、“达”、“雅”间如何取舍就成了一道难题。
喜欢看美剧《老友记》学英语的人会记得台词里提到“out of the box”,意思是打破常规——“跳出盒子想一想”。在报道微软的最新款游戏机时,有杂志用到了“Out of the X-BOX”的标题,如果不知典故,就根本如入雾中。同样,如果没有听说过电影《亲爱的,我把孩子缩小了》,拿到“亲爱的,他们把美联储缩小了”这样的标题,恐怕也不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语言的简洁是美,却也能是最难抹平的障碍。苹果总裁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演讲曾经掀起一阵热潮,他用的标题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在引进中文世界后,翻译五花八门。有借用屈原的诗文,译作“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也有人更求贴近,译作“好学若饥、谦卑若愚”。
不过我最喜欢的,却是“保持饿劲、保持傻劲”。意境是糙了点,可留点嚼头不是更好吗?
一、
在朋友家吃饭和在馆子里饭局的感觉完全不同。前者温馨、舒适、安逸,而后者截然相反。从语义褒贬来看,你可以知道我更喜欢哪种。
到场嘉宾基本可以分为两类:经观的员工和各位的家属。从饭桌周围总共坐着九个人来看,你可以知道今天有人属于场外观众。
厨房里一派祥和,我没有当灯泡的意愿,干脆倒在沙发上翻书,偶尔和场边的替补队员们海阔天空。厅里出声的家伙是iBook和JBL音箱,十分般配的白色。
我想起了小时候过家家的感觉。
二、
我去过三位同事的家,方军的、王晶的和叶滢的。买了房子的人叫人羡慕。
方军家里的书很多,装修风格中规中矩。他是办公室里人均居住面积最大的一位。
王晶家里的颜色很打眼,每间一个主色调,家具、电器和墙的搭配足见心思。
叶滢家里的所有家具我都喜欢。拍了许多照片,决心以后照虎画猫。
三户人家的共同点是,都有一个挺大的厅。
就算只能有小户型,我也要一个挺大的厅。
三、
叶滢给我们看她的相册,还有笔记本里的照片。
对比一下,发现还是看照片有感觉。屏幕上的图片,冷冰冰的,巴不得立刻把ACDsee给关掉。
过去用胶卷拍片的时候,总是经常把相册拿到教室里让同学传着看。后来买了数码相机,觉得方便得要死,和朋友分享,也就直接在MSN上传过去,或者干脆给个网络相册的地址,让人点过去看。
我.非.常.讨.厌.这.样。
决定明天把硬盘里这两万张照片挑一挑,洗个百把张的,贴卧室墙上。
和今天吃饭有关的,就拿到办公室里摆着。
肯定有感觉。

打工仔小韩和打工妹老徐的故事 (三表供图)
刚上大学的时候喜欢和一位美国网友语音聊天。同样是20岁上下,加之恰到好处的文化沟壑,总会有说不完的新鲜话题。他家离市中心挺远,听耳机里传出的背景声,只有偶尔的汽车引擎和门铃作响。
某个夏天的正午,我忽然发觉他家门外一片车水马龙。“对啊,汤姆•克鲁斯正在外面拍戏。”“你怎么不出去观战,倒在这里和我聊天?”我惊讶于他的漠然,他也只好苦口婆心地解释:演员不就那么回事儿嘛,大街上低头不见抬头见,还是中美对话要紧。
与我的困惑对应,美国网友也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会对这些公众人物奉若神明。那时候我觉得,明星永远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有着和普通人格格不入的生活习性。曾经和一个在唱片业出身的朋友吃饭,听说崔健也用MSN,竟然半天说不出话来。“拜托,他们也是正常人呀。你是不是觉得艺人平时都不上厕所的?”对方的眼神已经把我杀得片甲不留。
逐步克服心理障碍。即将大功告成,却听说有门户网站给许多名人开了blog。他们有时间弄这玩意儿吗?脑子里蹦出了屡教不改的疑问。国外有过明星在网络上现身说法的实例:布兰妮要生孩子那阵子,给还没出世的胎儿做了个网站,说是要让没出生的孩子成为播客;《恐怖蜡像馆》上映前,希尔顿也在片场嗲声嗲气地用iPod录花絮,轰动效应倒也不亚于自己那盘活色生香的偷拍录影带。可惜这都是些公司行为,张家长李家短,充其量也只是拿着企宣的文案照本宣科。真想让他们自己动手压缩个mp3再传到网上,恐怕是连边都不粘。
眼瞅着“名人博客”四起,圈里的名人们终于急了:“那都是些什么玩意儿?根本就是在玷污博客精神。”说“精神”有些空,不过那些贴着明星头像的页面倒也确实称不上“博客”。每个唱片公司出几个人手,不是贴些宣传文案,就是假歌手之名写日记。别说乐评人,就是粉丝看到最后也得跟着把胃口打翻。
韩寒和徐静蕾的出席打破了这种状况。人们欣喜地发现,一个“80后”男文青和一个“70后”女艺人竟然用键盘为大家制造了这么多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据徐静蕾用手机拍下来的X光片判断,她的颈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比如,从韩寒加了马赛克的图片看,他开回老家的车到底是什么型号;比如,徐静蕾和韩寒为什么在同一天写了几行字拍下来发到网上;比如,为什么徐静蕾管韩寒叫“小韩同学”,为什么韩寒的链接列表里只有徐静蕾;又比如,韩寒在徐静蕾的留言区里抢了个“冠军”,徐静蕾又杀回去当了次“冠军的冠军”……我说,这些事儿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博客看起来如此美好,明星们竟然在和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拿着闺房日记四处显摆,还乐此不疲地回复偷窥者们的留言。名人真的也是人,我终于相信了这一点。
* 《经济观察报》闲谈专栏。
大二的时候我用asp.net做了一个可以通过wap协议访问的网站,放在系里的服务器上,自动从其他地方抓数据。在教室里想睡觉的时候就用手机偷着逛逛学校的BBS和自己架的论坛,还能顺带着查查E-mail和天气预报。那时候好像没听说有GPRS包月套餐,加上流量费高得离谱,玩了几天过足了瘾,看着可怕的话费单只好收手。
昨天办了移动的cmwap上网套餐,觉得挺有趣。虽然慢点,不过还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而且想想今天回天津的时候可以在路上聊聊MSN看看bloglines甚至收收Gmail,就觉得应该让自己的blog也能用手机顺利访问。
简单地作了个为手机服务的xml页面:http://www.flypig.org/wap,用得还是mt模板里自带的那些功能。为了精简页面体积,这个页面提供最新3篇全文,去掉了除此以外所有不适合2.5G手机访问的内容。没认真调,可能很多地方不符合规范。
请像Chenta这样有手机上网习惯的朋友帮忙测试一下,顺便提点儿意见。(能看到图片吗?我就看到了一回,后来就都是叉了。留言能看能写,但是最后的反馈页有问题。)
另外,我要不要提供全文RSS订阅呢?自从用上bloglines手机版以后,我发现全文RSS还是有那么点用处的。可是,作为作者,提供全文订阅对自己的站点有什么好处呢?想不出来能说服自己的理由。
我觉得自己今晚又变成男IT了。

必胜客的盘子和我的手机。
一、
昨晚在天津站麦当劳里候车。排队乞食的时候,前面的小朋友使劲摇着旁边一位中年女子的胳臂问:“妈妈,什么是‘套餐’呀?我们为什么要买‘套餐’呀?‘套餐’是不是很好吃呀?”我看那位老妈一脸的愠怒,多半不知道如何向学龄前儿童解释这个市场经济的神奇产物。
在我念初中那阵子,我觉得麦当劳和肯德基之所以推出套餐,就是在每种食物上都少赚点钱,让顾客一次多买点,还劳动人民以实惠,皆大欢喜。后来看了篇帖子,我才明白资本家永远是站在无产阶级对立面的。套餐里总是少不了各种尺寸的薯条,而这玩意儿是洋快餐最暴利的产品,据说利润率有800%。看来麦当劳叔叔根本没少赚。
于是我觉得自己的良心受到了欺骗,此后再有漂亮的服务员跟我推销新型套餐,总是被我严词拒绝。而且无论对方如何软磨硬泡,我也绝不再吃他们的油炸马铃薯了。
可是为什么套餐还是那么火呢?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烦薯条。特别对于我认识的一些没薯条就不能动嘴的可爱女生而言,套餐依然是最理性的选择。而且她们并不仇视资本家,也不在乎麦当劳的利润率在自己的零花钱里占了多大份额,所以她们时常会油然而生一种“赚到了”的感觉。
二、
我第一次听说“移动套餐”这个词大概是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那时候“动感地带”开始圈地,像麦当劳里的小朋友一样,我望着笑容甜美的营业厅小姐问:“这款‘套餐’可以便宜多少?”那个小姐真的是相当漂亮,我认为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是不可能再见到更惊艳的美女了。
我毫不犹豫地在30块钱500条短信的那栏打了个勾。而且听说不是所有的“轻松卡”用户都能转成“动感地带”享受这种打了折的午餐,我觉得自己真是捡了大便宜。
过了两年,我和一个搞声讯台和成人短信骗钱的“增值服务商”吃饭。我们在一家不错的西餐厅里装模作样地聊了许多貌似高深的问题,答案统统留给了店里的抽水马桶。不过我记得那时候问了个自认为不错的问题:“移动的短信平均每条要多少成本呢?”这句话完全把对方噎住,我得意得不行,直到他把饭笑得喷出来为止。
“零。”那天晚上我只记住了这个伟大的数字。好像还有个前缀叫“无限趋近”,不过我觉得这可以忽略不计。
三、
我刚刚收到了一条短信,如果您不介意福州口音的话,请让我朗诵全文:
“尊敬的客户,您已成功办理MO包月套餐,不限CMWAP流量使用,使用手机连接互联网(CMNET)接入的流量按0.03元/K另外计费。”
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基本不明白这条短信里的英文字符都是什么含意。不过按照1860接线员的解释,这意味着我可以用手机里简陋的浏览器没事儿上上网看看新闻啥的。每个月只要花20块钱。
“只要花20块钱!”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告诉同学,并且把“只要”俩字儿拖得老长。我相信他一定会被我的虔诚打动,并且比我更迫不及待地询问开通事宜。
“你丫吃饱了撑着呢?”这确实是一句迫不及待的询问。
四、
我同学就是一网虫,除了吃饭手指基本离不开笔记本。他没法体会我的处境。
坐在卧室里的沙滩椅上并且把笔记本抱在怀里听起来是种惬意的状态,但是我每次都想尽快从这种假想的闲情逸致里挣扎出来。只要看见对角线约为14英寸的矩形发光平板,我就恶心得想吐。可是每次把电脑关掉,我又希望有其他不会令人产生压迫感的途径和网络保持连接——这种感觉在那些没法撑开一张报纸的车厢里尤其强烈。
不得不承认,GPRS套餐是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就像小时候拿买练习册剩下的钱去喝汽水慰劳自己,又像现在花55块钱买一本可以在网上看到全文的《Economist》。
只要制造一个可以获取知识的假象,那么陪上多少钱都显得合情合理。
五、
上个月的手机话费总计460元,这可是没补贴的。因为回福州,又不想用家里的“公用电话”,所以漫游费自然是飚到九霄云外。往招行网站上看了一眼,这竟然占了整个寒假支出的七成多。骇人听闻。
临走时在福州街头看见联通的广告,说是春节期间免漫游费。直叫人把移动恨死。
“为什么移动没有‘漫游费套餐’呢?”这个想法像膝跳反应一样蹦了出来。
我觉得自己已经在某些方面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说实话,我写完上句话,又忍不住用手机连上bloglines的手机服务,看了遍自己订阅的blog——大半夜的竟然没人更新,不过我依然美得不行。就算我这个月再这么折腾一百次,也只要花20块钱就可以了!我可以随时随地和世界接轨!
这种感觉真的很不错,这种消费方式真的很超值——就像吃麦当劳开心乐园套餐一样!

布什在《新闻周刊》封面上的形象。
《新闻周刊(Newsweek)》在纽约出版,面向全世界发行。它在美国境内始终紧随《时代(TIME)》,扮演着第二大新闻类周刊的角色,并偶尔在广告收益上超过对方。算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在美国三大新闻周刊中,《新闻周刊》的立场最左,也可以说,更倾向于自由派(liberal)。
与英国的情况不同,放眼望去,美国媒体中几乎找不到走中间路线的成员,要么和大部队一起左行,要么就要成为“保守”的异类。美国的“自由派媒体(liberal media)”对政府从根本上抱着批判态度——像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事情,只可能被描述成一场噩梦。
默多克(Rupert Murdoch)于1996年创建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该新闻网坚持认为,完全“客观”的报道无法实现,并决定以“公正和平衡(fair and balanced)”的原则公开宣扬其保守派主张,以取得对自由派媒体的平衡。但是在美国新闻工作者眼中,福克斯电视台不过是一堆垃圾——从早到晚替美国政府唱赞歌,与在知识分子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思想格格不入。所以,尽管福克斯新闻网以保守派形象示人,但它的右派倾向远远无法与主流的左翼声浪相抗衡。除去《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等媒体,美国的舆论导向几乎完全掌握在自由派手中。
自由派游说组织“美国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曾对美国媒体的倾向进行打分——100分表示立场最倾向自由派;而众议院中立派的得分为39分,可视作中间基准。在保守派一方,“福克斯新闻特别报道(Fox News Special Report)”的得分为27;而在坐标的另一端,《新闻周刊》高达72分,完全超过《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和“NBC晚间新闻”所处的60分区间。
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新闻周刊》因为远胜同行的左派作风吃尽苦头。5月9日,《新闻周刊》老牌记者刊发报道,引用匿名消息来源,指称关塔那摩美军基地存在亵渎《古兰经》行为。该报道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轩然大波,引发穆斯林信徒对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但此后不久,白宫与五角大楼纷纷指称该报道失实,并对《新闻周刊》施以重压。5月16日,《新闻周刊》改变态度,由编辑马克•惠特克撰刊发了只有一句话的撤销声明:“基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情况,我们撤回关于军方在关塔那摩基地亵渎《古兰经》的报道”。
从《华盛顿邮报》曝光水门事件开始,带有严重自由派倾向的美国媒体就成为政府的眼中钉。而1961年《新闻周刊》被华盛顿邮报公司收购后,两者就自然而然地结为同系。《新闻周刊》曾在克林顿性丑闻、“9•11事件”等负面报道中一马当先,让政府下不来台。考虑到近年来美国保守主义思潮强劲复兴的大背景,《新闻周刊》在派系斗争中光荣挂彩也显得顺理成章。
*《中华读书报》每月专栏,希望每期谈一本主流外刊。应该要写个11期的吧(其实也没准,说不定写得不靠谱过俩月就没了),就算是自己的买刊笔记好了。心里其实没什么主意,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在Google飘洋过海之后……
不可否认,Google是一家伟大的公司——产品貌似简单却无比高效,盈利模式新锐又不影响用户感受,在各个方面达到了高度的平衡。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风头浪尖上的东西一旦泊进了中国,就会被加上一些不可理喻的“修正案”。就像你无法想象这间以“不作恶(Don't be evil)”闻名的公司,可以一边在用户隐私的问题上和美国政府死扛,一边又能在地球的另一端“遵守本土法律”,“过滤有害信息”。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Yahoo!身上并不奇怪,他们成长壮大的道路上有许多见风使舵的投机行为,包括早期对不良信息的偏好,以及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对恶意控件的纵容。所以在雅虎和阿里巴巴交易的前几天,他们可以眼睛都不眨一下地“以隐私换和平”,回头再面对美国媒体无奈地叹息。失去原则的人一旦堕落起来,永远不会有底限。
发生在MSN身上也不奇怪。在中国市场上,微软一如既往地扮演着跳梁小丑的角色。用“马政经”的话说,就是“如果有5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就会践踏世间的一切”。在大客户方面,微软反复进行政府公关,排挤国内竞争对手,并以版权为由反复施压,通过对公司行为的诉讼换取既得利益。而在个人市场上,微软又纵容盗版行为的泛滥,借以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并巩固用户习惯。投机者总有算不准的时候,比如前段时间MSNspace的激进做法,既没给自己捞着什么好处,又败坏了公司在美国本土的形象。
但是,这事儿发生在Google身上,用户就会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毕竟,“不作恶”几乎可以算作Google最核心的竞争力,这并不仅于一句空泛的口号,就像之前所说,这种思路体现在用户体验的方方面面——用户不仅包括搜索结果、即时通讯、电子邮箱、网志托管、在线导购等服务的获益者,还包括其广告信息的投放商和点击者。拿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做赌注,对于任何公司或者产品,都会是一次艰难的抉择。
我们来看看这期《TIME》(2006年2月20日)对Google的报道:
每到此时,Google总会坚守承诺——不作恶、不作恶、不作恶——不断提醒世人必须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一次次对8亿美金(文章开始处,描述了Google高层如何为了维护用户利益而放弃了8亿美金的利润)视而不见。或者告诉检举人,就像Google上个月做的那样,他们不会把用户的互联网使用数据交给政府。
所以,当Google决定在中国推出一个被过滤了的网站时,一切听起来都变得刺耳无比。(见《枪口下的Google》,《TIME》2006年2月13日)毕竟,以屏蔽事实为代价换取额外利润显然满足了“作恶”的定义。Google认为,虽然如履薄冰,但是自己还是必须遵守本土法律。“‘不作恶’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违法’,”因特网之父、Google的“首席互联网讲师”文特•瑟夫(Vint Cerf)说,“总之,在那儿有Google总比没Google好。”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呢?……(不翻译你也知道)
让我们来唱首歌,“当你无奈你会想起谁”。
答案:李开复。想都不要想。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中国大学生崇拜李开复。因为他是微软的前高层?或者他总是一脸诚恳地给大学生写信?嗯,让我们翻翻开复语录:“我很确定微软是我服务的最后一个商业公司”——现在想起来,你会不会笑到喷饭?而更难以理解的是,他竟然还能在媒体面前阐发更多更正当的理由。
这让我想起麦克·乔丹,他同样声称“公牛队会是自己效力的最后一支球队”,然后再三出尔反尔地复出,甚至身批奇才队球衣。就像你初恋的时候总会奉上“我们永远在一起”之类的誓言,很多年以后,你觉得这很可笑并且不愿意再次许诺。把这样浅显的道理放到李开复身上,就会明白他和微软这个大机会主义者的风格竟是如此吻合。
是的,这样的人物,现在成了Google中国的领导者。李开复开始以自己的职业习惯修正公司的想法。第一个是Google.cn,下一波又会轮到谁?
翻阅美国历史,从1787年美国颁布宪法至今,已经有27条宪法修正案,超过正文3倍。不论是对新闻自由的重新审视,还是对黑人权利、妇女权利的再次界定,无一不遵守着美国立国时《独立宣言》中所订立的核心——“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若干不可让渡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家的权力由被领导的人们赋予”。所有修正和补充都朝着既定的信条推进下去,200多年来未曾改变。
而Google进中国后为自己设定的“前提”,让人感觉这家美国公司终于展现出了不太“美国”的一面。李开复说:“做最好的自己”,然后又给了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但愿,在他看来,“最好的Google”并不是现在这般模样。
忽然发现文特·瑟夫的话很有趣。“不做恶”竟然会被“不违法”制约,那么,该国法律不就成了Evil么?呵呵,兴许这就是“因特网之父”的高明之处。
阅读顺序:从左往右,从上到下。

里面不太容易看清楚的有:一群聚众放炮的媒体民工、一只叼着烟的黑猫、一辆开来维护秩序的警车、一座城门还有一堆焰火。懒得带相机,用手机随便拍了点,不过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感谢各位读者的热情参与,贫僧激动得不行,下面是参考答案(泰姬陵和天安门):

因为想在过年的时候放半个月长假,所以这个封面必须在1月20日完成。那周一写专栏的时候,用到《TIMEasia》的一句话,叫做:“Creativity rarely strikes in a flash but more typically results from steady cogitation.”,用中文讲,大概是“创意并非灵光乍现,更需深思熟虑”。转天开始的设计过程应证了这个观点。
受《TIMEasia》中日关系封面的影响(今天真像是做广告的),脑子里首先蹦出来的想法,就是左边扔一个京剧脸谱,右边摆一个印度阿三。做完样稿,剩下两种感觉:一、丑,二、俗。
重新创意,去corbis图片库翻图片。试过各种各样的关键词,“India”、“India Tradition”、“India office”、“India businessmen”……直到试完“Taj(泰姬陵)”,看见左上角那张相片。
时间大概是19日晚上7点这样,办公室基本空了,不过整个大脑却突然亢奋起来。很多词条冒了出来,比如“The Gate to the Heaven(一个叫做“天安门”的纪录片)”、“Enemy at the Gate(裘德·洛主演的《兵临城下》)”、“Forbidden City”、“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等等。虽然封面还没有成型,但是我已经把标题给打了上去——“天安门外的印度”。后来琢磨琢磨,觉得“天安门”是一特恐怖的概念,就给删了下去。
很少有人会蹲在天安门的门洞里拍片。我和方军把几个图片库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合适的图片。第二天去凛冽的寒风里待了俩小时,只有5分钟不到的时间可以拍到完整的大门(而且不可能是两扇大门,只能是一半,再用photoshop复制到另一边完事儿)。最后从50多张照片里挑了张角度最相近的盖上去,调了调光线和阴影,看起来倒也没有太致命的破绽。
这两天的互动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语文考试“概括中心思想”的题型。
一幅画、一篇短文或者一首小诗,给一百个人解读,可能会有一百零一种答案。而我国教育体制最不可思议的一点,就是会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告诉你怎样是对,怎样是错。我那时候总问老爸一个清纯可爱的问题:“人教社语文教研组的编辑真的认识鲁迅吗?”
所以呢,我喜欢box的看法:“和阅读一样,设计从来被误读的。即使设计者做什么什么想法,但只要读者有自己的感受即可。”从设计本身的角度来讲,breathvin的解说和我当时的想法很接近:“印度攻进了中国的紫禁城!”想不到这么多人把那扇大门当成了午门,其实IB在一开始已经开了个好头,只是紧接着就被带歪了。:)
上面三位请注意查收E-mail。
感谢所有朋友的答案,给了我别样的启发。以后这里和思维的乐趣还会搞些类似的活动,记得参加哦!
这是今天上摊的《CEO》:

封面上那幅图是由两张照片拼在一起的,你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儿吗?
方军同学老是担心各位读者朋友看不出其中奥妙,还请大家踊跃举手发言。
(嗯……没啥值钱玩意儿,答得最准确的奖励经济观察报采访本一个,再抽俩答得差不多的幸运观众。回头跟你E-mail联系,就是这样,啦啦啦啦。)

相当到位的图释,点此放大。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中东事务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坐在办公室外的沙发上,身边是信息系统(Infosys)公司CEO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两人一边等待着探索时报频道(Discovery Times Channel)的电视片摄制组架设好摄像机,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这间印度公司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新局面。作为印度高科技产业的代表,信息系统公司不仅为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开发大型软件,更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热线电话向全球客户提供技术支持。在墙上,时钟被贴满标签:“美国东部”、“美国西部”、“格林尼治”、“印度”、“新加坡”、“日本”以及“澳大利亚”。
“汤姆,比赛场地正在被铲平。”忽然之间,尼勒卡尼对弗里德曼说道。在尼勒卡尼看来,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已经拥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与西方在知识产业上一较高下。美国必须准备好接受新的挑战。
尼勒卡尼的话在弗里德曼耳边久久回荡。晚上,他从信息系统公司的园区返回有“印度硅谷”之称的班加罗尔(Bangalore)。40分钟的车程,他不断回味着这句隐喻:“我觉得,南丹的意思是比赛场地正在变得平坦。变平坦了?变平坦了?我的天呐,他是在告诉我,世界是平的!”那天晚上,弗里德曼打电话给妻子:“我要写一本书,叫做‘世界是平的’。”
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舆论的视角都聚焦于中东。但在2005年,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疑:“我们是不是把太多精力投入到一些不该过分关注的问题上去了?”这并不是说中东将会从世界地图上消失——恐怖主义依然是巨大的威胁,世界的神经继续为黎巴嫩、伊朗和埃及的变革所牵动。但是,这些趋势并不代表世界的真正未来。中东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毫无疑问地沦为失败者,开放市场、自由贸易、民主政治……这些词条几乎都与他们无大关联。如果说这些失败者已经让美国焦头烂额,那么这个时代的赢家——中国和印度——将会成为山姆大叔更为棘手的挑战者。
终于,他们的注意力再次回到了这些曾经在18世纪令人目眩的东方国度。三十年前,比尔•盖茨告诉托马斯•弗里德曼,如果你必须在一个出生于孟买或上海的天才和一个出生于纽约州帕基普希的普通人之间做出选择,你肯定会选择帕基普希——因为在那里,过上富足生活的概率要远大于亚洲城市。“现在,”盖茨说,“我宁愿成为一个出生在中国的天才,而非生于纽约的普通人。”因为,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进入门槛”早已消失不见,每个人都可以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里“即插即用”。
打开《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弗里德曼将全球化分割成三个阶段。“全球化1.0”主要是国家间融合,始于1492年哥伦布打开新旧世界的贸易大门,直至公元1800年前后,劳动力推动着这一阶段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2.0”是公司之间的融合,从公元1800年持续到2000年,其间被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打断,硬件的革新扮演着主要的推动力——从蒸汽船、铁路再到电话和计算机的普及;而在“全球化3.0”中,个人成为主角,肤色或东西方文化差异不再是合作或竞争的门槛,软件的不断创新让大洋两岸的人们可以通过海底光缆轻松实现自己的社会分工。
历史似乎正进行着一次有趣的轮回。五百多年前,哥伦布使用简陋至极的导航技术穿越海平面,并安全返航,以此证明“世界是圆的”。他们在茫茫大海中折腾了71个昼夜,一直到1492年10月3日凌晨,才发现第一块陆地。哥伦布深信他脚下所踩的正是印度,而实际上,那是后来被命名为“亚美利加(America)”的崭新大陆。几个世纪后,美国最受欢迎的专栏作家光顾真正的印度。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在顶尖学府里接受教育之后,已经掌握了当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世界仿佛骤然变平——正像那些印度工程师面前光滑如砥的液晶屏幕,鼠标点击之间,已经能够轻易调动遍布世界的产业链条。
弗里德曼同样进行了一次目的地为“印度”的旅行,但却对世界得出了与哥伦布截然相反的结论。他将自己比作现代版的哥伦布,却在有意无意之间犯下了一些与前辈异曲同工的失误——沉溺在自认为精彩的结论中以至于难以自拔。在将近500页的著作中,他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而不断地书就一些意义不大的文字:“我的上帝!”“哇噢!”“孩子!”“当世界变平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也被铲平了!”
弗里德曼竭尽全力地证明“世界是平的”。他和许多人交谈,大段大段地引用其他作者的文章、E-mail、官方报告、广告片花、演讲稿和调查数据。他的书里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而且像染有怪癖的记者一样地不停抛出各种名字。显然,弗里德曼的问题并不在于细节的贫乏,而在于整本书读起来乏善可陈。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几近雷同的阐述:“世界越来越小,变革正在无情地推进,许多事情开始变得不一样,但我们不要为此感到恐慌”。抛开纷繁复杂却换汤不换药的故事,《世界是平的》几乎只给出了这些观点。而更要命的是,这些故事在《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和《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之类的杂志里几乎随处可见,只要读者不是在密室里被关了五年禁闭,那关于外包工业的新闻几乎早就可以倒背如流。
作为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工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著名的写作路数,就是在永不停歇的旅行中与有趣的人们会面,并把聊天过程拿出来与读者分享。弗里德曼和这些人谈话的标准方式是,先把他的戴尔笔记本重重放在桌上,然后在采访过程中一路快速地输入。但在批评家们看来,弗里德曼只是在不停讲述一些发生在小圈子里的事情。英国《卫报(Guardian)》毫不留情地对此揶揄道:“他笔记本上的‘I’键可能需要翻修了。”弗里德曼在书中说了太多的“我”。读者可以了解到他的家人、朋友和饮食习惯,甚至是对他新闻学老师的赞美之辞——“我直挺挺地坐着,脑袋里只有她!”
不可否认,那些高踞金字塔尖的人名足以唬住不少读者。但是,仅仅通过对比尔•盖茨这样的IT要人进行采访,就推导出“高科技已经改变世界”的结论未免太过仓促——就像一个学者宣称要研究英国劳工市场,却只把参加英格兰超级联赛的明星球员作为样本——得出的结论可能叫世界吃惊不已,但繁复冗长的推理过程却几乎一分不得。
面对外界的评论,弗里德曼自信十足。“如果我的基本观点是对的,这本书就会被人记住;如果事实证明它是错的,这本书就会完蛋,被人扔进垃圾堆里。”在接受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访问时,弗里德曼说,“问题只有一个:我说得究竟对不对?”
* 《名仕》杂志3月号。
奇怪,为什么这本书到现在还没有简体中文版呢?是不是要把“Not Flat”那章删掉才能出版?看来在我们伟大祖国,意识形态依然是消息传播的重要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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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初开始,“网络书签”变得炙手可热。这确实是种了不起的应用——只需要一次点击,不但可以把喜欢的网址保存在服务器上,随时随地读取,更能与亲朋好友快速分享每日冲浪的美妙体验。通常情况下,书签网站都会在首页设置若干热门排行榜,最受关注的标题赫然其上,往往会吸引许多用户原本匆匆瞥过的眼球。
和现实中的人际网络一样,中文blog世界里也存在着许多“意见领袖”。他们得到的访问量远高于常人,而访客对于这些“名人”每天阅读的网页也是兴致盎然。如果“意见领袖”们在一个长期门可罗雀的小站里添上几张“书签”,那么蜂拥而至的追随者肯定会叫站长受宠若惊——我就曾经为几天里疯涨的网页计数器欣喜难眠,此处权作现身说法。
后来,“网络书签”服务被引入国内,继而像此前所有的舶来品一样开始毫无悬念地变味。无数网民想要成为15分钟的网络明星,于是,他们期待着自己能被“收藏”一下,得到更多鼠标左键的垂青。Blogger们不再关心自己提供的文字,而是绞尽脑汁地起上一些叫人想入非非的标题,然后在页面下方放上一排“收藏本页”的链接——目标页面是中文地区所有叫得出名字的书签网站。
过去想要告诉朋友一首歌多么好听,大概会不假思索地哼出其中最琅琅上口的旋律。那时候听说:“写歌最重要的就是副歌部分。你看DJ打碟,一般都是放副歌的几句。很多时候好曲子虽然简单,但总是很容易就被听众记住。”几年后的今天,我发现这个观点已经有些站不住脚。用爸妈的话说:“现在的歌,哪还有曲呀!全是跟那个周杰伦学的吧,‘咿咿呀呀’得没完。”
上个月,有同事应邀参加音乐学院的毕业作品演出。改天碰面,只见她不住地叹气:“现在那帮学生,哪里还会做音乐!每个作品听起来都差不多,根本没有什么调调,铆足了劲搞出一堆奇奇怪怪的东西造声音、做效果,看起来就像是在表演行为艺术。”她的脸上,写满对往日的眷恋。那些精心谱写的动人音符,似乎已是很久之前的记忆。
想起帕海贝尔的《D大调卡农》——大提琴启奏,调子从头到尾只有两小节,重复二十八次;三把小提琴间隔八拍先后加入,全部拉奏完全相同乐曲,前后只有三段不同的旋律。曲式虽然简单,但作曲家却能在严格的形式中作自由的变化。听过全曲,只觉得音符在此起彼落之间不断追逐,作曲技巧令人叹为观止。
2005年,自己最喜欢的广告词就是“精于心•简于形”。比照英文“Sense and Simplicity”,更显创意人员的巧妙心思。“精于心”,说的是内部的精致,而“简于形”,是指客户体验必须简单易用。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被繁冗的形式弄得不胜其烦,最终忽略了产品提供者的本意。把这样浅显的道理搬到blog上,依然成立。
* 《经济观察报》闲谈专栏。

还没看过《小强历险记》的话,请到这里点击“http下载”。
据说只要装上你们家微软的media player就可以打开看了。
上面的六张图片是当时首映式现场的海报,一并贴出,省得压在箱底发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