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天晚上加班。从报社出来,坐进编辑鲁娜家的顺风车,忽然发现自己来这家报社已经快一年了。前座惊呼:“天呐,时间过得真快呀!”
昨天下午,叶滢问:“飞猪,有没有新的小朋友可以推荐啊?”想了想,貌似现在不认识比我小又合乎标准的人选,遂答应跑网上来吆喝一嗓子。至于能不能招到合适的新人……听天由命啦!
关于要求。最重要的就是——下学期大四,最好在北京念书。这样的话才会有时间来报社和大家一起干活和厮混。我翻出来方军当时给我的E-mail,里面说:
你们和新闻系的学生不同,没法大三不上课出来实习,如果你明年夏天暑假想来实习,非常欢迎。
偷偷地说,这两条也不是死规矩。听说张一帆曾经打破第一条,他大二就到报社实习了。我呢,则打破了第二条。这间大办公室里基本不存在什么条条框框,放手尝试才是正解。
不过,如果是外地学生,住宿怎么解决要自己想好咯。至于最关心又最不好开口的酬劳问题——实习期间基本只有稿费可以拿,还好,优秀稿件的稿费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写过稿的都知道,从发稿到领钱,中间有最长3个月的期限。
关于工作时间。生活方式版应该是周一开例会,必须到。如果可以的话,周三周四还可以到报社来参与编版。报社的氛围很宽松很自由,生活方式版和我所在的商业评论是这方面的典型。所以,自己的能动性很重要,不能等着别人来推,不然肯定死翘翘。
叶滢在她的blog里是这样说的:
同事问我,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些孩子?他说的是他们的英文程度,的确,我寻找新同事的一个要求是英文能力,我想这是广泛阅读的基础,他或者她相对的,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自由的沟通能力。
我不喜欢拿所谓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来做什么比较,在我身边的80年代们,并没有那么自闭或者自私,很多时候,大概因为安全感足够,他们计较的反而更少,心理障碍也更少。
现在,生活方式依然需要新的同事。
我的信箱是yeying1999@vip.sohu.net,你随时可以把你的简历发给我。
我希望我们的新同事,有敏锐的观察力,庞杂的阅读量,想到就做的行动力,当然英文表达能力、流畅的写作能力是必须的。
好了,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如果你打算摸清对手底细,可以花2块钱买份《经济观察报》看看。如果你还希望了解一些信息的话,可以看我写过的实习报告。如果你想提前参观一下办公室,可以看这组照片。如果还是犹豫不决,可以给我写E-mail。
就这样了,转达完毕。

往事如烟。
从大二开始,我就不再流连于校园里的时光。尽管和京城媒体圈这个毁人不倦的染缸相比,南开大学里的每一帧图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干净、纯粹。
2003年9月11日,过去三年里我难以忘怀的一天。早上有课,我和同学在教室里百无聊赖地恭候任课老师大驾光临,如常地闲扯、嬉笑,直到学习委员过来,不动声色地把我拉了出去:“上学期你的政治经济学挂掉了。”而那年,在不考虑这门意外的情况下,我本可以尝试着伸手碰碰那份被世俗而盲目地夸张为大学生涯价值评判标准的奖学金。
于是,那天也成为我这21年来最不堪回首的中秋节。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极力避免在陌生人面前提起那次沉痛的打击,但今天想来,我依然难以想象,自己曾经如何在那样的心理高压中度过漫长的18个小时,直到凌晨才在惴惴不安中精疲力竭地睡去。
此后我尝试着用成绩来弥补犯下的过错。我辞去了校内一些看起来颇有“晋升潜力”却实际上毫无意义的职位,开始安心地做那些符合传统高校价值观的事情——上课、念书、做习题,然后再进入下一轮枯燥的循环。是的,尽管我对这样了无生趣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但至少还是从颇为可喜的习题正确率里聊以自慰地找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成就感。
但在期末考卷下发后的一分钟里,我意识到了这半年已全然枉费。和复旦习题集里那些妙趣横生的案例题型相比,我们依然在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试方法,用对课本词条和段落文字的强记程度来衡量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不得不承认,对于我这样从小就不能完整连贯地背诵《董存瑞》和《黄继光》的理科生而言,要强迫自己去匹配身处的这套价值评估体系未免过于理想而极端。
索性,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决定做自己喜欢做的和该做的事情。我没有让大一的惨剧重演,但我也没有再对来自校方的奖励寄予过任何期望,成绩不高不低,算是能向家里交得了差。同时,我开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报杂志,写自己喜欢写的文字,想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2004年4月3日,我开始写自己的blog,简而言之,就是网络日志。一年之后,哈佛大学传媒中心的记者问我:“你为什么开始写blog?(Why did you start blogging?)”“因为可以与朋友或陌生人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想法( ‘Cuz I could share my ideas with friends and strangers online.)”是的,动机只是如此简单。
和所有人一样,我开始在那块空间上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顺便贴上随手拍到的图片。在现在看来,内容显得粗糙而随意,但托自幼成长于出版大院的福,文字还算是简单易读,版式和图片的选取也算是不过不失——尽管我总是付之一笑,但很多好友总是向我提及:“当时总觉得你会去做媒体”。
人生中的许多选择总是令人费解,同时又显得顺理成章。第一次去《经济观察报》开选题会,王晶问我,“学金融的怎么跑来做记者了?”“我看了四年经观了,品牌依赖太强。而且至少做的是财经记者,也不算把专业全给扔了吧。”回答的时候想,如果做的真不是财经记者,估计老妈会打个电话来,把我骂个狗血淋头:“你在南开三年都学什么去了?!”
去年的一天,闲极无聊上网测字,程序说我“命中多有贵人相助”。我这人不信命,但现在能够为自己喜欢的品牌工作、为自己的理想打拼并体会成长的快乐,确实应该感谢这些通过blog与我结识并以开放的胸怀来帮助、提携我的前辈。
方军是《经济观察报》商业评论版的编辑,按照公司治理的结构,应该算作我所在部门的主管。现在问起,他已经记不得是怎么找到我的blog了。翻箱倒柜,发现他的首次留言是跟在一篇纸媒评论的后面。
那是12月13日,寒假将至,我正想着能否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短期实习。当然,也没忘记给《经济观察报》人力资源部去过两封E-mail。后来才知道,各个公司的HR信箱其实根本都无人过问,无果而终也是理所当然。泥牛入海自然心有不甘,就又按照方军留下的地址发了封邮件。翌日得到回复:“如果明年暑假想来实习,非常欢迎。”
寒假是媒体淡季,对《经济观察报》的一切美好想象,也就只能按下不表。平心静气地写着blog,开始在文字里加入一些自认有趣的桥段和自认深刻的思考。即便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媒体朋友开始通过blog与我联系,但写作终究只是在为自己进行,而不是做出急功近利的表态,去奉迎来来往往的访客——对我而言,真正的快乐,是在一段时间以后,看着日志里的自己,确实在不断地进步。
转眼到了今年初夏,我和平客共同制作的“反波”开始被大众关注。“反波”是一个podcast,简单地说,就是带声音的blog,我们借此评论媒体,反过来再成为媒体报道的对象。平客曾经是天津市的电台主持,也是通过blog认识,目前任《时代人物周报》文化版编辑。
那天和平客坐在喜来登饭店的大堂,摆在面前的除了可口的咖啡和面包,还有我前途的四种可能性。
一、去某唱片公司做个企宣。这是一个在外人听起来相当光鲜的职业,甚至还能和一些明星共事,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实际上,在声色犬马的名利场,得到的只能是同化和变质。虽然这个未能成行的机会来自于平客,但也多亏有他的告诫,我首先放弃了这个念头。
二、去某国有商业银行。这是在大二时由家人设计的行进路线,并且他们还热心地把我托付给了供职于相关监管机构的朋友。但想想这种工作状态吧——从“下放基层”的第一天起,你就能知道接下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自己的生活会是怎样一种按部就班的模式。无聊!我受不了。
三、去“四大”的某一“大”。这里的“四大”,已经不是四大唱片公司或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而是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这方面的机会,来自于我那些曾经共事过并已经事业有成的师兄师姐。“来吧你就,拼死命地工作三年,剩下的人生用赚到的加班费和差补治病。”除了生存,我还要生活。算了吧还是,虽然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准备好了面向四大的中英文简历并被他们褒奖了一番。
四、《经济观察报》。自由地支配时间、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包含思想而且根基扎实的人文环境、专业相关、令人满意的待遇。机会来自于我的blog,以及看它的人。
我厌恶这种分条逐目的罗列,它让我想起了一些必须通过死记硬背来换取怜悯和分数的论述题。但想必这样的方法,也确实可以让阅读者更迅速地获取阐述者的思路和要点。毫无疑问地,我走向了最后一道人生分岔口。
班委说要交份不少于3000字的实习报告,可现在已经写过了5/6,却还没有谈及本职工作。因为在我看来,实习期间的所作所为已经完整地写入了附带的《实习鉴定表》,简洁明了,表意准确,凑字数似的扩写完全没有必要。有同学说“把公司章程打散了抄进去吧”,或者干脆“把每天坐车上班的过程描写一遍也就差不多了”。这样何必?到头来骗人骗己。
用剩下来的篇幅,仔细回忆一个开放的团队能给新成员带来怎样的改变。
以英文单词“Open”来形容《经济观察报》商业评论版的这群年轻人再合适不过。之前和许多媒体打过交道——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站,还有其他那些以“大”自居实则臃肿得令人生厌的公司、企业、工作室,却从未见过哪家机构,敢给一个还未报到的毛头小子如此开阔的成长空间。
6月,超级女声来势汹涌。媒体的整版报告铺天盖地,却还没有一家国内的财经媒体及时跟进。手里抓着一叠报纸,打电话给方军:“我想报一下‘超女’。”顺带着把报道思路和盘托出。“好啊好啊,快开始做吧。”电话那头的语气里夹着兴奋。
为什么不刁难一下呢?奇怪。是我的思维已经被那些故作姿态的老编们同化,还是这份媒体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我过去兼职,“老资格”们总要给我来个下马威,让你端茶倒水乖乖听话就是不干正事?霎那间,我有些受宠若惊。
人在天津,自然不能像现在这样,可以坐上地铁,到目的地和受访对象面谈。宿舍里闹得厉害,一切电话采访都在平客家进行。放手让新人单干,自然需要冒点风险,当然只有在实战中摸爬滚打,新人的质素才会有真正的提高。第一通电话,言不达意;第二通电话,懂得沉着冷静;第三通电话,懂得随机应变;第四通电话,采访对象开始称赞“这个问题提得真好”;第五通电话,让对方以为自己是个老江湖。
有人说,进了《经济观察报》多半会得上阅读强迫症。一点也不夸张,这个平台拥有魔力。没有棍棒没有皮鞭,只是只言片语,你就不得不相信,在这里,不疯狂地充实自己,会立刻掉队。
走在大中路上,看到新生入学,想起三年前那个无所事事的大一小孩儿。2002年9月的迎水道,到处是“纳新”海报,置身花花绿绿之间,曾经找不到自己。

一份看了三年的报纸。
2002年除夕的中午,我骑车去福州东街口邮政大厅买贺岁纪念封。
那天的太阳很温暖,但是风有点大。我兴冲冲地赶着出门,身上只带了一张百元新钞。服务员把头埋进抽屉倒腾了本天,说今天来的人怎么带的都是整钱,实在找不开,去那边的报刊部把钱拆了吧。
两分钟以后,我从满墙的书报杂志里抽出了一叠橙色新闻纸,头版的顶部用粗宋标注着“经济观察报”。再往上,是他们充满煽动性的口号,“理性,建设性”。
何立、方军、许知远、邹波、董鑫等等,都是很久以后才开始留意的文化符号。那天睡前合上报纸的时候,只是惊叹于这群人的报道风格,怎么可以做到如此引人入胜。
彼时的《经济观察报》,比现在要薄一点,纸张面积也要大上一圈。此后,又断断续续地买过《21世纪经济报道》和《财经》之类的报刊,却都没有像对待《经济观察报》那样狂热而坚持——即便他们在前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显得有些华而不实。
02年夏,受这份报纸的影响,我选择了南开大学金融系。很多人问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看来似乎我更应该挑一个计算机或者信息工程之类的专业。我说最近看了些奇怪的报纸,觉得以后学财经估计也会蛮有意思。
后来上了大学念了金融,倒又开始干一些和专业毫不相干的事情。从摄影、DV再到blog,别人又都开始认为我三年前的正确选择应该是传播专业。我说那时候南开还没传播学院呢,这事儿不能赖我。而实际上的想法却是,现在的媒体都不要传播的,念了白念。
写blog让我认识了很多媒体圈子的人,包括“反波”的partner平客,包括搜狐的方刚,包括天极的keso,包括三联的嘎湄和三表,也包括《经济观察报》的方军。
上学期快到期末的时候,我往《经济观察报》的HR信箱发了两次Winter Intern的求职信和简历,统统泥牛入海。想打电话过去问问他们的人力资源部到底有没有人上网收信,思虑再三却又觉得有失礼仪,就在骂了几声狗屎以后放弃了这个有趣的念头。
半个月后,正在温书迎考,忽然发现信箱里躺着一封@eeo.com.cn后缀的来信,落款方军。我知道他是Business Review版的编辑,也知道MindMeters,但却难以想象他们还会通过blog上的E-mail地址和在校生取得联系。回复问说方老师请问你看过我的求职信吗,答曰编辑和人力是独立的两个部门,没看过。
现实总是充满巧合。我时常反思,人生是不是就是由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机遇堆砌而成。
五一过完,暑假已经不远,Summer Intern的任务又摆在面前。
我想过毕马威,想过四大行,想过三联,想过唱片公司,下午和平客聊了聊,却又觉得都不靠谱。虽然许多人的实习单位和毕业去向都是天差地别,但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能够选得和自己比较搭调。
特长、专业、待遇、父母感受,都是要考虑的因素。前三者都算不错,只是念及父母,我却又不知道怎么交待。很多人都劝晚辈不要从事和自己类似的职业,就像平客告诉我不要去唱片公司一样,父亲也在反复指示我尽量不要去做纸媒。唱片公司和纸媒不好吗?可能只是他们在其中浸淫得太久,看多了行业的弊端,在心里放大之后,也就容易心生排斥了吧。
有一天,妈妈把小马叫到身边说:“小马,你已经长大了,可以帮妈妈做事了。今天,你把这袋粮食送到河对岸的村子里去吧。”
P.S. 母亲节,祝老妈节日快乐!

人民网·天津视窗办公室晚间即景。
看《逆行的地铁》时曾经听过一句话:“保研的是猪,找工作的是狗,考研的猪狗不如”。
又到考研成绩放榜的日子,踌躇满志的大四学生们开始面对命运的分水岭——继续在不谙世事的校园里逃避现实,或是走向社会感受物竞天择的血雨腥风。
昨天在BBS上,有个老朋友发群体信说自己“老老实实找工作去了,这辈子再也不考研了”。躲了三年,终究还是会有接受现实的那一天。
每当谈及毕业去向,我总把自己归类于死活不想考研的那拨人。因为我在面对《政治》课本的时候,记性总会忽然变得很糟糕。花数十倍于别人的时间去准备一门毫无意义的科目,在我看来,几乎等同于将自己亲手推下山崖。
于是,找到一份令人满意的全职工作,顺理成章地成为我2005-2006年度最棘手也是最宏伟的奋斗目标。
那天在东门口碰到刚从深圳实习回来的yulong,他说他放弃了深圳卫视10000元/月的工作,要去《新京报》地产版拿4000的月薪和一月3000的红包。换作是你,会愿意以如此高昂的机会成本去为一家还没法养活自己的新锐媒体卖命吗?但yulong坚信深圳是一片文化沙漠,在那里到头来只能混成一位光荣的知识型农民。
显然,“令人满意”,对于每个求职者而言,都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
我对薪水数额没有什么精确的期待值。唯一可以算作标准的,大概就是“工作两年后交得起所在地120平方米住宅的首付,月薪的1/4用于供房,30岁时的财产足以成家”。
曾经在MSN上把这个标准发给金融系的前辈以求点评,得到的批示是“问题不大”。而实际上,如果将北京作为毕业后的第一站,按照当前的房价走势,我毕业那阵子本科生的工资只能保证基本的吃饭问题——直到2008北京奥运闭幕之后。
还好我并不完全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拜金主义者。自由、和谐、充满生机的工作环境远比一个高薪的职位更能吸引我的目光。
上学期期末曾经参加过KPMG Beijing Office的寒假实习生入职考试。虽然答题的过程一路顺风,但最后还是因为地缘因素被HR拒之门外。心有不甘地找师兄诉苦,被告知“如果有机会千万别考虑四大,这里机械的工作只能彻底扼杀你的创造力”。
毕业一年的本科生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领到10000元的月薪,包括加班费和差补。但如果有一份七八千的媒体职位让我挑选,我应该也会像yulong那样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举动。
三天前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在人民网·天津视窗做兼职,单位上下气氛融洽得像一家人,网站给付的薪水又足以令多数同龄人羡慕。更重要的是,邀请我加入采编团队的平客,现在天津视窗的总策划,与我完全是通过各自的blog结识、沟通并相互信任。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包括天津视窗的陈总经理。
在我加入人民网的前一周,eyou.com的老总qyb请我和bluetent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按照qyb的说法,这算是一次简单的interview。两天后,bluetent加入eyou开发团队,离开了那家根本没有考虑过员工感受的证券公司。同样也是借助于blog的力量,才使得两位素未谋面的青年才俊坐到了同一张餐桌前。
Bluetent在去年底写过一篇叫做《利用blog为自己的求职增加砝码》的文章。在他长期坚持不懈的blog改版伟业中,这篇网志不幸遗失。我从硬盘里翻出了一些片断:
Blog是网络新人类的电子名片,势必会通过网络这一表现形式来影响整个社会。Blog表达了一个人最真实、发自内心的感悟,透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的兴趣、爱好、性格和为人处事的态度。
一个好的blogger,势必会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他会客观的、心平气和的描写每一件事物,让blog记录自己,感召别人;一个好的blogger,不会把自己作为网络的中心,他会以过客的身份与网友平等的交流、沟通。blog这只水晶球,是主人最忠实的宝物。
假如HR哪天看上了你的blog,从而联系到了你,一定不要把它当作一次邂逅,因为那是努力经营blog的必然结果。其实工作并不难找,只要懂得摆正心态,努力沉淀自己,就容易获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