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的封面 　[ 分类:人物 People ]

　　“八零后”可能已经快被做烂掉了吧。我们也出了一个封面，还好内容还是多少有些区分度的。
　　我发现什么设计放在屏幕上看和做成16开的印刷品真的完全不同。不知道这是属于视觉还是心理上的错觉。能用廉价的纸张做出这个印刷效果，相当满意。
　　做完图片，看着看着，忽然发现那个眼神暗淡无光的中年人看起来很像三联的尚进同学。而且整个办公室的同仁都觉得非常神似。哈哈。
　　那天做完这期杂志，几个人一块儿去传说中的金钱豹胡吃海塞了一顿(特别注明：自费)。链接是我们的暴饮暴食全记录，可以翻页。

闪客：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 分类:人物 People ]

　　蒋建秋1972年生于安徽，从中央美院附中读到中央美院摄影系本科毕业，此后长住北京。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闪客“老蒋”。2000年，蒋建秋创作的MV《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让许多中国网民第一次见识到了flash动画的魅力。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是崔健的歌。当时在开工之前，蒋建秋曾经联系过崔健的唱片公司，希望能够得到对方的授权。但唱片公司的答复让蒋建秋大跌眼镜：“没事儿，你就用吧。现在网络上不到处都是崔健的mp3吗？”那时候，国内还没几个人知道flash为何物。找唱片公司谈合作，用蒋建秋的话说，就是“找了白找”。
　　4年之后，当崔健主动找到蒋建秋，希望能够为新单曲《红先生》制作一支用于全国宣传的flash MV时，老蒋反而有些担心：“我不想重复自己。总不能再做成《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种波普风格吧？”此前，老蒋虽然几次“想打崔健的主意”，但都不敢轻易付诸实施。
　　从接手项目到2005年初发布上网，《红先生》的flash MV制作耗时2个月。“第一个月，完全放不开，压力很大，反反复复地画崔健。”在蒋建秋看来，两次为崔健做动画造型，绘画风格和创作心态都已经完全不同。
　　“崔健跟我讲了一堆八竿子打不着的想法，然后就让我放手做。但因为我过去做过广告，反而会替他们考虑动画的亲和力。听崔健音乐的人，和flash观众基本不在同一个年龄层。而且这个MV用作唱片推广，还需要把动画文件做得比较小，有利于在网络上传播。”蒋建秋在做动画时需要考虑的，已经不只是艺术性而已。几年间，类似的转变在这个行业中随处可见。

　　昨天

　　1999年夏天，蒋建秋着手为一个意大利网站做汉化工作。他打开网站，第一次看见浏览器弹出要求安装Macromedia Flash播放插件的提示。之后网页所呈现的动画效果令他难忘：“比原来的那些动画图片强太多了，居然可以实现这么多效果。”
　　蒋建秋开始在网络上搜索关于flash的资料。他发现了中文论坛“回声资讯”，上面聚集着国内第一批flash动画制作者。1999年9月，在这个论坛的基础上产生了“闪客帝国”。从此，“flasher”拥有了中文译名，而“闪客”作为一个新鲜词汇，迅速得到了大规模的关注——似曾相识的记忆在中国的互联网历史上不断发生，从早年的黑客和红客，再到现在的博客和播客。
　　“闪客帝国”的站长高大勇是那段日子的亲历者。直到今天，网民依然能在网上看见许多署名“边城浪子”的早期flash教程，这些都是高大勇的作品。“那时候每个人都特纯洁，一碰面就不断交流技术和想法。至于最早的‘闪客帝国’，纯粹是自愿地推广flash技术，顺便聚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高大勇依然记得那时候和白丁、皮三、朴桦等几个闪客聚在家里看彼此的作品，谢幕时一起鼓掌喝彩的情景。
　　2000年被许多人称为“中国flash元年”。那年秋天，《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为许多普通中国网民完成了flash动画的启蒙工作。不久，小小又用简单的“火柴棍小人”摸拟了一场华丽的打斗，几年之后，这个创意被耐克公司挪用到了自家的篮球广告中。那是闪客们的黄金年代，高度原创的作品在两年间集中涌现。因为flash的技术门槛较低，个性鲜明的闪客们带着理想主义的标签不断为网民贡献着免费却精彩的动画。
　　但同样由于flash入门简单，到了2002年，粗糙的动画已经充斥中国互联网。“看那架势，就像是在用拙劣的东西向传统动画致敬。”蒋建秋说，“有些人抄来抄去，作品越来越多，质量却没保证，观众也在不断流失。内容太杂，好作品完全被埋没了。忽然觉得特没劲，一点儿都不好玩。”他记得那时候闪客白丁花了80天时间独自完成flash作品《白日梦》，在艺术上可圈可点，但是发布上网却反响平平，不被大众认可。
　　而由于网民已经形成了免费观看flash动画的习惯，闪客们也难以从中盈利。“闪客刚开始可以埋头做它五、六个作品而不求回报，但是长期这样下去却没有一套机制实现商业循环，人自然就疲了。”蒋建秋认为，这是从那时开始，flash人气逐渐低落的另一个原因。

　　今天

　　仿佛在一夜之间，闪客们淡出了媒体的视野。“有时候这个世界看起来太疯狂了。就像前段时间的郭德刚，媒体一窝蜂地冲上去，然后又忽然都没动静了。”高大勇说，“可能那时候也没什么新鲜东西了吧，该说的都说了。Flash自己该怎么走就怎么走，表面上凉了，实际进入了相对平和的阶段。”
　　很多闪客那时候从大公司里跳出来，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接活”。其中比较常见的方式，是为电影电视行业制作动画。白丁与中央电视台《快乐驿站》的携手以及皮三为贾樟柯电影《世界》制作的动画片段，是国内近年来知名度较高的flash商业合作。
　　可是这样的模式和传统动画相比，盈利依然稀少。传统动画《哪吒》每分钟的价格在3-4万之间，但由电视台投资的flash动画每分钟只能卖到2000元左右。如果是闪客拿着作品和电视机构谈，能得到600元/分钟的价格已经算是“封顶”。“而且哪有那么多活可以做呀，最后还不是都得回公司上班去。”高大勇无奈地笑道。
　　面对现状，从2002年开始的三年多时间里，蒋建秋不再将太多精力放在国内flash上，而是一直关注国外的优秀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可能说出来，国内都没几个人看过呢。现在收藏了很多在国内找不到的动画片，特别是艺术动画。看完之后相当有启发。”
　　作为一个艺术院校出身的闪客，蒋建秋依然希望能在动画片创作领域上有所成就，或者用他的话说，“拍部大片”。“Flash就是一种简单的动画工具而已。用得多了，就会觉得有局限性，实现不了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动画效果。比如要做一个虚化的前景或者运动模糊，真是挺麻烦的。有时候还是觉得传统动画厉害。”蒋建秋说，“但是我有个20分钟的动画剧本，分镜都作好2年了，想法特别好，可就是没法做。真给折腾出来了，电视台不见得能播，放网络上吧，又没法收回成本。”
　　和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一样，蒋建秋一边打磨理想，一边在不断的“小打小闹”中等待机会。他在北京西城区的宝产胡同里租了套房子，招了四个人组成制作团队，接一些动画制作业务。去年下半年，他为南方的一家手机门户网站监制了一部动画长片。虽然网站对外宣称的投资数额很大，但是动画除了用作品牌宣传，并不存在任何盈利的可能。“网站嘛，反正有了钱就烧。”蒋建秋看着屏幕，在烟雾中陷入习惯性的沉思。

　　明天

　　蒋建秋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就是能凭借这群闪客的力量，推动中国动画产业链的形成：“虽然最喜欢艺术动画，但是我很清楚，没有商业片作为依托、形不成产业的话，艺术片也没有什么生存空间。你看国内现在的一些动画制作者，在制作环节就想赚个够，造出一堆垃圾片，其他的事情一概和自己无关。就这样，哪还有机会谈‘动画产业’？”
　　在蒋建秋的脑中，最理想的产业形态，就是像迪士尼那样的动画王国。利润并不仅仅产生于动画片本身，而是依靠旗下丰富的动画形象资源，创造出一系列周边产品。他的动画团队正在和玩具厂商联合制作动画短片，并且把动画质量放在第一位。他的要价不高，只是想一步步地把事情做起来。
　　但毫无疑问，在缺乏版权意识的国内市场环境中，蒋建秋的努力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有时候觉得，在现实里找不到好出路，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不确定的未来了，比如3G什么的……”蒋建秋苦笑了一下，“虽然我也觉得这听起来有点太扯了吧。”手机已经是目前持有率最高的设备之一，而伴随3G而来的多媒体应用，将使得体积小巧却功能强大的flash动画迎来新的变局。
　　“不过也不能把3G当成救命稻草。”高大勇的公司刚刚和IBM合作，为中国移动架设了3G手机应用平台。在他看来，3G只是手机带宽的升级，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高大勇现在是北京闪客互动文化传播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这几天忙着谈公司的第二轮融资。从“闪客帝国”在2003年1月实现商业化运营之后，他一直在摸索可行的商业模式。虽然大张旗鼓地尝试过彩信业务，但是由于移动增值业务的渠道复杂，各环节均需要瓜分利润，真正落到内容提供者手中的资金已经所剩无几。
　　“我和其他几个‘老家伙’们不太一样。他们更多地是内容制作者，而我在这几年主要还是搭建内容平台。做平台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有商家需要内容，会直接来找我们。”这三年的经验，让高大勇的思路日渐清晰。以前出去谈投资，高大勇总是准备了很厚的商业计划书，但是却讲不清楚自己要怎么实现盈利。而现在，高大勇面对投资商，只要用几句话就能说服对方，商业计划反而显得有点多余。
　　和过去相比，这些国内最早涌现的闪客们越来越忙，过去 “脑筋风暴”式的聚会也越来越少。“不过虽然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一摊子事儿，但是偶尔碰面，还是会聊到心里的想法。大家都还是有理想在的。”高大勇说，“只不过，已经不像当时那样不计后果地想干就干了。现在做事情都有了‘套路’，动工之前总会反复琢磨怎样才能有更好的前景。”每天，高大勇都会花点儿时间坐在家里，没事儿傻想。

　　[采访手记]

　　和边城浪子认识是在2002年。那时候我经常在“闪客帝国论坛”里晃悠，还做过新手区的版主。浪子是个很和善的人，有了新想法总会拿到论坛里和大家分享，而且总会给新人很多提点。那时候做《向左走·向右走》，也向他请教过很多问题。
　　这趟采访是我们初次在现实生活中碰面，想来竟已经不知不觉地过了4年。
　　第一次见到老蒋是在前些日子的饭局上。过去打招呼：“老蒋你好，我是飞猪，在高大勇的blog上有链接。”“哦，就是你呀，我在他办公室看过你的blog呢。”因为人多，只能匆匆聊了几句，不过老蒋客气得让我有些惊讶。
　　当天在座的有一位周刊记者和一位网站管理人员，自始至终忽悠个没完，外行话当然没少说。我看老蒋只是坐在一角，瞧着桌子不言语，偶尔有记者过去，也总是耐心回答问题。
　　几周后采访老蒋的过程更像是和老朋友交流。老蒋很实在，说话的过程中常停下来思考。我觉得他和浪子一样，都心怀理想并且待人真诚。采访和写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完，真该感谢他们的帮忙。
　　此文发于本期《经济观察报》生活方式版，见报时有改动。

小薇：快乐是关键 　[ 分类:人物 People ]

非非和小薇，还有香辣蟹~！　　上个月，小薇的博客链接出现在新浪网新闻中心首页上。朋友们笑称：“她现在也算是名人了呀。”虽然她的本职工作是一家咨询公司的部门经理，但网站给小薇加上的头衔是“写手”。许多网友喜欢看她在网络上轻松快乐的文字，听她参与制作的播客节目“办公室的故事”。2003年，小薇曾经写过一篇《活在安达信的日子》，讲述毕业后在会计师事务所的经历。每到临近毕业求职的时候，这篇文章就会被热心网友找出来，在高校论坛上转载。
　　小薇在1999年加入安达信。那年，3800元的入门工资以及“五大”的金字招牌，对于大多数刚出校门的学生而言，充满吸引力。“说实话，其实80%进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人，都只是把那里当作跳板。顶多做个三四年的，就会跳槽，或者出国念书。”今天回想起来，小薇觉得自己那时候的想法和大多数人并无二致。
　　当时出国热持续升温，小薇想在跳出安达信后，出国念书，然后回来再找一份和投资或者财务分析相关的工作。“现在觉得这种想法挺可笑的，除非真的是前几名高校的高材生，否则看不到什么回报。”小薇看到很多留洋归国却“混不下去”的例子，“海带”根本无从弥补出国念书所花费的开销。
　　刚刚踏进安达信大门的时候，小薇的心中充满自豪感。在深圳进行的新员工培训，都像是蜜月般的日子。但正式展开工作后，压力却出乎意料地增大。现在提起那段日子，小薇依然会提到的细节，就是半夜在公司的洗手间里，听到旁边隔间传出同事的哭声。有时候看见巨大的自动订书机，甚至想把手伸进去，试图换回一天病假。这种高压状态持续了两年。在这段时间中，小薇渐渐培养出了对职业的责任感。
　　才进入相对平和的状态，小薇却目睹了安达信的坍塌。受安然事件的影响，安达信在瞬间分崩离析。“安达信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当时真的很想哭。现在，安达信虽然赢了官司，但是只剩下总部，再说什么也没用了。”小薇还记得那天一边工作一边看CNN的报道——休斯敦街头有母亲带着女儿，小孩举着块大牌子：“我妈妈是个安达信！(My mom is an Anderson!)”办公室里很多人都哭了。
　　此后，“五大”仅存“四大”，全球85000多名员工被合并到了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小薇转入了普华永道。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后，她进入了“瓶颈期”。公司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小薇情绪低落，知道在四大之间跳来跳去毫无意义，却也不能找到自己的方向。那年她经历了一位同事的跳楼自杀，而坐在对面的同事，也被确诊罹患癌症。
　　正当自己茫然无助时，过去在安达信效力过的老板打来电话，说是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是否愿意加盟。回忆起当时的心态，小薇说：“后来我才发现，自己当时真是迫切地想要离开会计师事务所。”
　　新公司刚刚起步，因为是本土运营，所以缺少必要的资源。公司董事希望自己的安达信背景能够迎合境外同类机构的垂青，被对方收购。“但是我有点担心那只是画饼充饥，最后没有未来，还得灰溜溜地跑回四大。”小薇坦言新的状态反而让自己有了心理落差——因为都是在家里办公，没有打印机、传真机，甚至没有名片，连E-mail都是私人信箱。虽然有不少业务可做，但工资都是发现金。抱着一叠人民币回家，让小薇觉得不太踏实。
　　半年后，公司和美国方面签了合同，发展步入正轨。公司在很好的写字楼里办公，国内员工也从10人增加到100多人。美国方面提供的数据库和培训计划，都让小薇觉得“工作上心、不再担忧”。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相比，虽然待遇持平，但因为咨询和会计截然不同的工作属性，压力却要小得多。小薇喜欢这样的状态。
　　“我MSN上的新旧同事算起来得有100多人，只要看昵称，就能知道哪些是四大的。”小薇发现，在好友名单里，做会计的，大多署名“如山的工作”、“又要开会了”，而咨询公司的，则喜欢说“午饭真好吃”、“周末很愉快”。看她这周的MSN昵称，写的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现在的小薇，总是一副积极面对人生的姿态。

　　[采访笔记]

　　小薇的口才很好。这次采访是在电话里完成的，反正蛮熟，不需要太正式。小薇的叙述很流畅，脉络也很清晰，我差点以为她是照着过去的采访稿念出来的。常做presentation的人就是不一样，要多多学习。
　　因为版面问题，最后见报时有删节。同样是在《Career职场》的“二十、三十、四十”选题中。

洪晃：边晃悠边承诺 　[ 分类:人物 People ]

洪晃
　　洪晃最希望别人问她的问题是：“你这份工作还能做多久呀？你怎么还不退休呀？”也许在她看来，女人到了45岁的年纪，终该踏下心来，扎实面对人生岔道口的重要选择。
　　1974年，12岁的洪晃作为“小留学生”被送到美国。她在美国找第一份工作时，觉得无论如何要养活自己，以免“买张票灰溜溜地回去”。她陆续当过外企员工、出版人、电视节目主持人，写过书，还拍过电影。她在80年代中期拿过7万美金的年薪，自叹“可以买大楼”。现在她在北京大山子的“798工厂”附近租了个库房，办两份都市杂志。外人很难给洪晃的职业属性下个准确定义，而她一听到别人问起这个，就会急得不行：“只有时尚媒体才关心这个！”
　　“人挪活，树挪死。”洪晃如此解释自己频繁尝试不同职业的原因，“我喜欢掺和文化方面的事情。文化要么是暴利行业，要么就赔得血本无归。在这个行业里只有10%的人能赚到钱。我做事情，首先要有兴趣，其次还要能养活自己。”她对自己的实力自信十足。
　　上世纪90年代末，洪晃开始做一份杂志。当时在她眼里，做杂志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拉最牛的作家都给我写稿子，最牛的作家我都能网在一起，这杂志的质量肯定就会不一样。”现在，她和老客户碰面，聊起当时的事情，认为自己“直冒傻气，人家肯定觉得自己是个大傻瓜”。
　　可是洪晃认为，在那个年龄段，就应该表现出应有的年轻气盛：“我不喜欢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心机算尽终是空’。找工作的时候瞻前顾后，害怕被拒绝。于是干脆去考研，躲在学校里不敢接触社会。还没开始，就让抱负成为包袱，觉得自己应该像谁谁谁一样成功。”在她眼里，成功终究只是一个点，感觉不会持续超过48小时。要让这些点变成线，只有通过不断尝试新鲜事物来实现。
　　这种频繁跳跃的心态在她37、38岁的时候得到了改变。现在这份职业洪晃已经从事了将近8年，是她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她希望自己能够把一些事情扎扎实实地做好，全心全意地投入。否则再重新开始，已经难有精力支撑。“现在身子摆在那儿——过去晚上熬夜，凌晨3点回家，早上8点再出门，什么问题也没有。而且，爸妈的岁数也大了。”洪晃说，“没听说过谁死的时候会说‘真后悔没能多加班一天’，而只会后悔没能多花点时间陪伴家人。”
　　于是，洪晃觉得自己应该给出一个承诺，将现有的事业朝既定目标不断推进下去：“年轻时候靠热情，而现在，需要的是commitment，需要的是承诺。”她喜欢沃尔玛，喜欢沃尔玛“天天平价”的口号，喜欢沃尔玛提供最低价商品的承诺。她认为，承诺才是“从优秀到卓越”的保证。洪晃说：“我的承诺，就是向中国读者和观众提供有质量的媒体。”在她看来，“国内很多许多媒体只是一心想着赚钱，从业人员毫无职业素质可言”。而她的媒体，将会显得不一样。
　　不得不佩服洪晃过人的精力——在“承诺”之后，依然能保持着年轻时广泛的兴趣。洪晃坦诚自己曾一度反感blog，觉得这东西“挺无聊的”。但现在，她自己也加入了“名人博客”的行列，认为blog“赋予了自己新的话语权”。她在自己的网络日志上拿前夫陈凯歌开涮，在“一个馒头引发的风波”中推广自己的杂志——终于冲到人气的浪尖上，又开始用键盘为自己的电影呐喊造势。几天之内，页面翻新的速度令人目不暇接。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洪晃恐怕又要做出新的调整。“过去我犯下最大的错误，就是总觉得自己是个优秀的商人。这段时间我们这儿来了个新的CFO，他对数字的敏感让我觉得自己还是专心做内容比较好。”沉浸于自己营造的巨大声浪中，她的想法依然在马不停蹄地变化。

　　[采访笔记]

　　这篇文章是本期《Career职场》封面选题《二十、三十、四十》中的一篇。可能是因为看过她的节目，所以在提起40岁的女人，我首先想到洪晃。当时“馒头风波”还没起来，可过了一个礼拜，她已经是风头浪尖上的人物了。
　　除了一些公开的文字，我对这个女人的了解算不上太多。饭局上偶尔提起，别人给她的评价最多的是“忽悠”，还有些“看人给脸色”之类。当然，以我个人的习惯，接触新的采访对象，还是希望能够不带太多成见，尽量做到心态平和。
　　但在采访过后，我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可爱的女人、非常不值得尊敬的采访对象。在我接触过的人里，家境太好的，多半太拿自己当回事儿。而洪晃，大概是做到了这方面的极致。
　　还好，我在下笔的时候，已经结束采访将近8个小时，所以文章里没有什么负面的情绪在。而且既然给《Career职场》写，职业之外的东西扯得太多，也确实没有必要。只希望自己以后别再和洪晃碰面了。

“中国偶像”李宇春 　[ 分类:人物 People ]

下午在一片混乱中拍的。
　　对于类似的场面，我们已经司空见惯：李宇春一脸漠然地站在台上，被聚光灯包围的面孔逐渐眩目得失去层次，相机快门以惊人的频率在各个角落迸发出脆响。“明年的计划是否还是继续发片？”“还没有发过，所以不能说是继续发。”主持人面对李宇春毫不客气的回答不知所措，现场的嘉宾和记者们则再一次因为她的直接而大声喝彩。
　　在这群鼓掌叫好的人中，许多人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心血，达到了自认为万人之上的高度。但是簇拥在李宇春的身边，他们和她们却只能心甘情愿地演绎着绿叶的角色。“出名要趁早”，声名鹊起的李宇春几乎将张爱玲的断言演绎到了极致。没有谁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7月份的时候我带着她逛街吃饭，还没什么人认识她。现在就这样了。”助理无奈地感叹。坐在她对面的，是相拥而泣的“玉米”——李宇春的歌迷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8月28日，刚在2005年“超级女声”总决选中以352.8万张选票胜出的李宇春步入北京机场，上千歌迷蜂拥而至，就连机场的空姐和地勤都全然不顾劝阻。李宇春被迫改走VIP通道，等待了数个小时的接机人潮因为无缘目睹自己的偶像而黯然神伤。
　　“麻雀变凤凰”的故事同样发生在那个被插上翅膀的粉红色品牌身上。一年前，“超级女声”还只是场小打小闹的地方台选秀节目。它被不断地与“美国偶像”和“流行偶像”进行比较，媒体为其一遍遍贴上“移植”的属性。首季“超级女声”更像是一次对境外电视节目的“超级模仿秀”。
　　2005年，当相同的制作班底与迥异的品牌链条相结合，一场“想唱就唱”的全民狂欢在不经意间被拉开了横跨全年的绚丽帷幕。伴随着乳制品企业轻车熟路的事件营销，酸酸甜甜的微笑和嗲声嗲气的口号在一夜之间被贴上了大江南北的灯箱、车厢、网站首页和电视荧屏，粉红色的浪潮像大洋彼岸的飓风那样声势浩大地席卷全境。
　　5月底，一条被划入“社会新闻”行列的消息撞入公众的视野。随着“超级女声”选秀场地移师成都，数万女生从四面八方赶来报名，现场几乎天天能看到长达两三公里的长队。在前来报名的女生中，在校中小学生占了80%，其中不乏高三女生拿着复习资料排队。“太吓人了！人山人海！好像成都的女孩子都到这里来了！”附近守车的大爷说。除了成都女生以外，还有一些女孩从绵阳、内江、雅安等周边城市赶来报名。
　　关于“超级女声”的第一波讨伐声浪被迅速掀起。“助长追星陋习”、“‘愚乐’电视观众”、“浪费传播资源”的帽子从体制内部被一顶接一顶地批发出厂，意外的讨论热潮令“超级女声”一举跃升成为全国性的重要事件。当李宇春在那场“四不像”的总决选中胜出后，贯穿整个赛事的争论被毫无悬念地推向高潮。
　　“为什么一个模拟民主的比赛机制却选出了唱功最差的歌手？”中国境内最大的英文报纸《China Daily》在翌日刊发的社论中发问。作为这场娱乐盛宴上当仁不让的主角，21岁的成都女生李宇春不得不承担起远大于同龄人的名誉和争议。
　　亚洲英雄、民主、中性、叛逆偶像……在西方人眼中，这位身着宽松牛仔裤与黑色带扣衬衫的女生折射出了中国年轻一代在转型期中所展现出的各种特质，甚至成功颠覆了东方传统审美观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所形成的价值取向。而划过决赛夜空的800多万张短信选票，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足以和这个东方国度在今年内所发生的一些基层选举事件相提并论。
　　年底，当我们再次翻阅相关评论，几乎没有人还会记起那些存在于地球另一端的同类节目。不可否认，“超级女声”的成功，早已超越了曾经的临摹对象。而在嚣然纸上的争论之外，除了那些似是而非的意识形态标签，李宇春留给观众最深刻的印象，依然在于其自身真实与率性的一面：“不算叛逆吧……我就是不会像有些孩子那样按照家里的安排去学个什么专业、找个什么工作。如果我自己不喜欢的话，是不会听家里安排的。”

　　* 《经济观察报》生活方式增刊稿件，请勿转载。

那位神神叨叨的布什先生 　[ 分类:人物 People ]

看嘛呢，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他从来没说过那些话。”白宫发言人忙不迭地跑出来为总统乔治•W•布什辩解。可是，谁还会相信呢？
　　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新近开播的节目《难以捉摸的和平：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中，圆头圆脑的巴勒斯坦谈判代表纳比勒•沙阿斯回忆，在2003年的一个会议上，布什对所有人说：“我正在完成上帝交给的使命。上帝告诉我：‘乔治，去和阿富汗的恐怖分子作战’。我做到了。上帝又对我说：‘乔治，去结束伊拉克的暴政’。我又做到了。现在，我又听到了上帝的旨意：‘还巴勒斯坦人以领土，给以色列人以安全，让和平降临整个中东’。以上帝的名义，我将要这样做。”
　　巴勒斯坦领导人穆罕默德•阿巴斯也在2003年6月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记得布什说过：“我有道德和宗教上的责任。我将会给你一个巴勒斯坦国。”BBC希望通过这套电视纪录片展现会议室紧闭的大门背后，那些总统、总理、将军、大臣们都窃窃私语了些什么。显然，英国编导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美国著名的政治偕星比尔•梅赫发现，有将近36%的美国人依然认为小布什干得不错。节目中，梅赫摇着头叹道：“在布什的任内，我们失去了几乎所有的同盟国、财政盈余、四架客机、两座世贸大楼、五角大楼的一角和整个新奥尔良。”而这位错误不断的总统却依然从东家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支持——81%的共和党人对布什的政绩表示满意。这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非要给支持者们的愚忠找理由，那答案只能有一个：小布什信仰基督教。
　　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告诉我们，对选民而言，信仰问题比经济和恐怖主义问题更重要。根据美联社的大选后调查显示，在那些认为自己“重获新生”的白人基督教徒投票者中，75%支持布什，这些人占到投票人的1/5。最终，小布什比克里多赢得了4百万张选票的支持——而布什的竞选顾问罗夫说，这也正是美国国内的保守基督徒的数目。布什将赢得这些忠诚的基督教徒的支持看做是头等大事，他的努力显然没有白费。
　　但是，时过境迁，对于小布什来说，刚刚过去的几个月显然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卡特里娜飓风带来的悲剧和伊拉克宪法危机让布什腹背受敌，国内的批评浪潮一波高过一波，质疑像雪片一样朝总统飞去。小布什的道德问题再度遭到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基督教信仰。布什每次内阁会议都以向上帝祈祷开场，其决策几乎直接和美国“政教分离”的立国原则相冲。在老布什并不赞成的伊拉克战争决策上，小布什公开声称他追随的不是老爸，而是“天父”。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东道主的共和党籍纽约州州长甚至在白宫授意下如此介绍布什的登场：“他是在艰难时刻由上帝和命运引导出来的人物”。就连在关乎后世的教育问题上，布什都要插上一脚——他坚持将宣扬“上帝造人”的“智能设计论”加入教学大纲，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分庭抗衡。
　　许多美国人认为，小布什貌似坚定的信仰其实只是异端邪说，而非正统的基督教。小布什刻意彰显的基督教烙印实际上是其信仰匮乏的表现，对宗教浮光掠影的理解带来的是张扬的形式和空虚的本质。“耶稣基督是我灵魂的救赎者。”是的，小布什确实这么说过。但实际上呢？一面道貌岸然地反对安乐死，一面不遗余力在国内地推广死刑。很显然，对于小布什而言，说过什么比做过什么更重要。
　　小布什任期内的斑斑劣迹可以被用来注解这种分裂的人格。当他在公众面前一脸虔诚地忏悔道：“我承认我是一个卑贱的罪人”，而他的个人行为却与基督教传统道德规范背道而驰。耶稣告诫信徒必须说真话：“你们不可违背誓言……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而老奸巨猾的布什政府却在一脸无辜地暗自开怀——他们手按宪法宣称萨达姆掌控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荒唐演出就是最好的例证。更令人不齿的是，小布什亲自授意了各种暗杀、自杀性爆炸和对嫌疑犯的严刑拷打。在过去五年里，布什政府一直奉行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信条。所有这一切，都被传统基督教视作是对耶稣的背叛。
　　耶稣对信徒说，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在善恶间所作的选择负责。小布什宣称自己是个基督徒，但他似乎并不想为自己犯下的这些过错埋单——未能阻止9•11袭击、对伊拉克毫无必要的入侵、在阿富汗骑虎难下以及没能保护好新奥尔良群众的生命财产。基督教强调奉献精神，但布什政府却在不断地劫贫济富。他不断地减轻富有阶层的赋税，却对穷人的不幸置若罔闻。在9•11恐怖袭击之后，许多美国人都希望小布什能像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那样呼吁每个人的无私奉献。但布什的所作所为却叫人大跌眼镜，他鼓动全民上街采购，要求国会进行新一轮的税收改革。
　　《圣经》旧约箴言中有这样的记载：“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耶稣创造了民众和睦相处的美好愿景，但小布什却在提供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悲惨世界。在他描绘的全球版图中，美国人——尤其是富有的白种美国人被视作正义的代表，而余下的人类，则都可被归为邪恶的敌对势力。
　　耶稣警告自己的追随者：“警惕那些冒充的先知。他们伪装出熟睡的神态，而实际上却是贪婪的狼群。”用这句话来形容小布什先生，看样子似乎再适合不过了。

　　* 《名仕》杂志2005年12月号。

《时代》封面上的中国面孔 　[ 分类:人物 People ]

危险，请在专业人士陪同下效仿。
　　就像炸了锅一样，“超级女声”李宇春登上《时代(TIME)》周刊亚洲版封面的消息被迅速传播开来，报章杂志和门户网站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评论热潮。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涉外酒店里，那些将自己标榜为“玉米”的李宇春崇拜者们毫不吝啬地买下了当期的《时代》周刊亚洲版。
　　对于大洋彼岸这个“刚刚复苏并急于与世界接轨的国度”，《时代》的只言片语，往往意味着太多太多。
　　1898年4月3日，亨利·卢斯(Henry Luce)出生在中国山东省邓州市。他的父母，是来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在卢斯25岁生日的前一个月，由他创办的《时代》周刊正式出版发行。创刊号的封面人物是约瑟夫·坎农(Joseph Cannon)，一位退休的美国众议院议长。
　　在美国，《时代》周刊的“造词”能力令人津津乐道，每一条“意外”嫁接而成的单词，都能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打开那本搜罗了“《时代》新词”的专著《Timenglish: The Words of TIME》，数十年来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变迁瞬间跃然纸上。而年轻的卢斯更难预见的是，大半个世纪后，《时代》周刊会在他出生的国度里成为一本“意见领袖”型的读物，时刻牵动着传媒业乃至普罗大众的关注焦点。

　　What's the TIME？

　　亨利·卢斯的父母原本打算让孩子在中国长大。15岁那年，卢斯终于踏上美国的土地，并在数年后进入了与中国有深厚交往的耶鲁大学。
　　在校期间，卢斯结识了布里顿·哈登(Briton Hadden)，前者任主编、后者任主席，共同效力于《耶鲁每日新闻》。1922年，他们同时退出了《巴尔的摩新闻报》，着手创办《时代》周刊。
　　《时代》周刊的风格在早期受到了布里顿·哈登的极大影响。哈登以不拘一格的管理风格著称，甚至经常在会议上拿卢斯开涮。在他看来，尽管《时代》是一本相当重要的刊物，但却并不一定要天天板着面孔说话。在当时的批评家看来，这样的语态对于严肃的时政报道来说未免太过轻佻，而似乎更适合于那些对社会名流和政治家的深度特写。顺理成章，通过人物说新闻成为《时代》周刊最擅长的报道技法。而在创刊后的数十年内，《时代》周刊的封面都是某个人物的头像。
　　无论外界的评判如何，这种制作手法无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三大美国主流新闻期刊——《时代》、《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以及其他繁若星海的专业纸媒中，没有哪家的“封面人物”可以拥有同《时代》周刊相抗衡的地位。
　　岁末年初《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评选，几乎可以被视为全世界媒体和读者在新年钟声敲响前最翘首以待的时刻。撰写李宇春报道的《时代》周刊驻京记者翟淑珍(Susan Jakes)说：“很多年以来，‘年度人物’都会选择那些在当年的新闻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闻制造者’。”而从两年前开始的独立日“历史上的总统”封面和已经连办四届的“亚洲英雄”评选，无疑都是《时代》周刊秉承优势的翻新再造。
　　受到《时代》周刊人物版的启发，时代集团在1974年创立了《人物(People)》杂志。但读者看见《人物》花花绿绿的封面，却已经难以和风格鲜明的“母刊”建立联系。与《国家地理》杂志的黄框齐名，在1927年为封面加上了红色边框之后，这就成为《时代》周刊最为世人熟识的标志——除了在2001年那个举世震惊的恐怖事件后36小时，《时代》周刊为赶制的“9·11特刊”换上了黑色的边框。
　　与封面齐名的，还有《时代》周刊记者们特立独行的行文方式。以调侃见长的专栏作家沃尔科特·吉布斯(Wolcott Gibbs)在1938年的《纽约客》杂志上留下了那段著名的嘲讽：“文句不倒行，脑筋就打结”。这种以“倒着说话”为主要标志的文体，伴随了《时代》周刊很长一段时间。时至今日，它依然是一些国内媒体从业人员乐衷效仿的对象。

　　《时代》与中国

　　《时代》周刊与中国结缘，从1924年9月8日开始。那一天，军阀吴佩孚登上了《时代》封面。在那篇名为《战争？》的封面报道中，《时代》周刊对中国的时局进行了现在看来略显简短的报道。
　　此后，中国的抗日战争吸引并造就了众多的西方资深记者。根据美国战地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说法，当时有“十多个顶尖的美国记者在日以继夜地报道”中国的战况。机缘使然，主编亨利·卢斯对中国的深厚感情也就决定了20世纪30到40年代间《时代》周刊对中国高度关注的风格。
　　由于亨利·卢斯是颇具影响力的共和党人，在那段混乱的岁月里，《时代》周刊利用手中的媒介资源力挺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为他们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公众舆论中博取同情。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时代》周刊准备出版一期蒋介石的封面人物报道。资深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不相信蒋介石是中国的希望。在发给亨利·卢斯的电文中，白修德说：“如果《时代》明确地、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的话，我们就没有对千百万美国读者尽到责任。”不久，白修德奉召回国，并提出辞职。然而，卢斯对外界声称，由于白修德是共产党，所以《时代》不得不予以解雇。
　　在此后将近30年的历史时期内，《时代》周刊的封面上用以代表中国新政权的往往是夸张的巨龙形象，带有强烈的冷战色彩。直到1971年乒乓外交启动，喧然纸上的傲慢与偏见才得以逐步缓和。
　　1972年2月18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在那年3月6日的《时代》周刊封面上，设计者用一个抽象的中国字“友”，将画面切割成五块——尼克松与毛、周的会面、参观长城以及观看歌舞演出顺次罗列其上。
　　“不少中国朋友在碰到我的时候，都会提起邓小平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事情。”《时代》周刊驻京记者翟淑珍说。自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开始频繁登陆《时代》封面，并两度成为“年度人物”。尽管美国记者依然用“亦敌亦友”作为封面标题，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带给世界的全新感受，依然可以从“崭新的中国”、“崭新的面孔”、“下一个中国”这些词条和许多颇具象征意味的视觉元素上窥见端倪。

　　与“时”俱进

　　如果说抗战胜利前的《时代》封面弥漫着“蓝色”，此后40年又迎来了一个“红色”泛滥的《时代》，那么在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用“五彩缤纷”描绘这家境外媒体眼中的中国，则显得再恰当不过。
　　“首先这是一本新闻杂志，1923年创刊的时候就是这样定位的，只不过当时属于一本着眼地区新闻的新闻杂志，现在变成关注世界大事的新闻杂志。而我个人则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本很有意思的综合杂志，只不过这本杂志恰好每周出版罢了。”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时代》周刊执行主编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说。
　　过去的《时代》周刊封面上，读者可以在刊名下方找到“新闻周刊(The Weekly Newsmagazine)”的字样。而现在，这行说明已经不复存在。伴随着冷战的结束，《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也一下子热闹了起来，政治领袖不再是舍我其谁的主角，王菲、舒淇、周杰伦、张惠妹、周星驰……文化名人开始成为封面报道的热点所在。
　　当春树以饱含朋克精神的颓废形象出现在《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之后，台湾地区的书商立刻将她的作品加印。“像我一样另类(Linglei Like Me)”，编辑为封面故事配上了“中为洋用”的标题。“我也不觉得我怎么另类了，可能他们比较难找到其他人吧，就把我们凑一起了。”谈及这篇包含了韩寒等“80后”作家的封面报道，春树认为《时代》对自己做出了错误的解读。
　　“李宇春的胜利在很多其他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类似‘美国偶像’的‘超级女声’以一个民主的方式运作，800万短信投票划过决赛当晚的夜空。”在《时代》周刊题为《李宇春：因为追求自我而受宠》的报道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如此熟悉的思维定式。一夜之间，中文读者在论坛和blog上贴出了各种各样的质疑和评论。
　　《时代》周刊记者翟淑珍认为：“我们始终在关注国内各方面对这个活动的反应，包括大众传媒、包括论坛、包括博客。我并不会有意地将其置于某些特殊的层面进行解读。从大陆电视观众、媒体从业人员和社会学者在这段时间内为‘超级女声’所做的注释来看，我们并没有为这个比赛机制‘赋予了过多的含义’。”
　　各说各话的争执绵绵不休，但《时代》周刊的意见却依然在被持续地热炒和放大。读者终于不用再为那些沉闷的封面故事苦恼，新的困惑却又接踵而至。我们总在集体无意识的“东方主义”热潮中为这些放诸美国新闻语境的自我认知欢呼雀跃，却在与“时”俱进的康庄大道上不知不觉地为了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境。
　　“从我个人看来，《时代》是美国最重要的主流读物之一，很多中国读者因此将其视作‘来自美国的声音’。中国人很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翟淑珍的解读令人回味。

　　* 《经济观察报》生活方式版稿件。已上架。
　　感谢平客老师的临场指导，啊哈，照片如题图。

专访《TIME》记者翟淑珍(Susan Jakes) 　[ 分类:人物 People ]

Susan Jakes
　　“我很注意‘粉丝’们的反应，他们的表现让我想起了新闻片中美国女孩初次见到猫王或者披头士的情形——鼓掌、尖叫、双腿发软以至于昏厥。”在《时代》周刊北京分社附近的咖啡厅中，翟淑珍(Susan Jakes)聊起自己观看“超级女声”的体验。对她而言，这确实是一次相当有趣的经历。
　　2005年“超级女声”的火爆，和境外媒体的煽风点火不无关联。国内的主要报刊在6月份迅速跟进“超女”选题，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今日美国报(USA TODAY)》和《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两份报纸的影响。当时采访天娱公司，提及此事，董事长王鹏说：“被他们报道了不是什么好事。在国内很多人看来，美国人喜欢的都是不好的。”
　　“超级女声”落幕一个多月后，10月10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亚洲版为国内媒体再次注入了一针“超女”兴奋剂。历经波折，“李宇春登陆《时代》封面”从传言变成现实。就像水珠滴进油锅，传统媒体、门户网站、论坛以及形形色色的博客在一夜之间将目光对准了这份久负盛名同时也饱受争议的境外媒体。
　　翻开这本“2005年亚洲英雄”特刊，在第56页《李宇春：因追求自我而受宠》的右下角，我们可以看到记者的署名——Susan Jakes。1997、1998两年间，年轻的Susan在北京和哈尔滨学习中文。现在，她已经在《时代》周刊北京分社工作了3年，此前还拥有在香港《时代》周刊亚洲版编辑部的2年经验。
　　尽管这只是同行之间的交流，但是在前往采访地点的路上，我依然担心自己是否会碰上一位脾气刁钻、性格古怪的美国记者。只是见面后简单的几句寒暄，这个无中生有的念头就被迅速打消。“我的生活？呃，其实很无聊的。卖命工作、回家做饭、种花养草……仅此而已。”Susan的亲和力让人想起办公室里天天碰面的邻座同事。因地制宜地借用“超女”评委柯以敏的评语：“Very very nice”。
　　“应该首先声明一下，如果要问‘为什么你们选了李宇春’，你得去采访我的编辑。因为这个也不是由我决定的。”调侃之间，Susan已经猜到我们的关注焦点所在。在轻松的气氛中，我们开始了这次夹杂着中文、英文和笑声的专访。

　　时代人物周报：《时代》周刊亚洲版如何界定“英雄”这一概念？
　　Susan：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定义。我们执行“亚洲英雄”这个项目已经四年，但每次的感觉都不太一样，没有具体的标准来评判谁才能算得上是“英雄”。
　　评选过程说不上随意，但还算是比较轻松。在着手制作每年的特刊之前，编辑都会给所有记者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好吧，你们可以开始向我推荐一些人了”。但最后究竟花落谁家，都是由编辑从中遴选，而且他们每次都尝试着在选题中融入各种不同类型的报道对象。

　　时代人物周报：每年的特刊中都会有多位“亚洲英雄”，其中谁能登上封面？
　　Susan：考虑到市场因素，每年的“亚洲英雄”特刊都会针对各个国家推出几种不同的封面——比如今年就有中国、日本、韩国、南亚、印度五个版本。在我看来，能上封面的“亚洲英雄”往往拥有一张极具吸引力的面孔。虽然选题涵盖各种各样的人物，但能登上封面的通常是运动员或者娱乐明星。封面人物并不意味着是“第一名”，只是因为我们选择每位“英雄”都格外认真，所以也希望能有一个打眼的封面，让读者来把杂志里的所有故事一起买走。像这一期南亚版的封面就是选择了在海啸中英雄的生还者们。
　　2003年的“亚洲英雄”特刊中，有篇关于一位中国老作家的文章，非常感人。但那期杂志的封面人物却最终选定了周星驰。

　　时代人物周报：那您会不会觉得《时代》亚洲版选择“英雄”并没有美国《时代》选择“年度人物”那么严肃？
　　Susan：不能这么说，其实两者遵循着截然不同的标准。很多年以来，“年度人物”都会选择那些在当年的新闻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新闻制造者”。但当我们选择“亚洲英雄”时候，这些人不一定要出现在当年的新闻中。比如几年前我写过马友友，他不是新闻人物，却称得上是“英雄”，因为他在西方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传统音乐。今年我写陈桂棣和吴春桃，他们也不是2005年的新闻人物。但是这些人都有共同的品质——勇敢、成绩卓著并对该地区其他人有激励作用。

　　时代人物周报：湖南卫视拒绝了《时代》周刊的采访，当时您的心情如何？
　　Susan：有些失望。因为我之前始终认为采访李宇春会是一个令人振奋而难忘的经历。我依然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拒绝接受采访。

　　时代人物周报：那么您是否认为，如他们所想，在这期“亚洲英雄”特刊中，李宇春被赋予了过多娱乐之外的含义？
　　Susan：不，我不这么认为。在中国，很多电视选秀节目的获胜者都不是由观众自己选出来的，“超级女声”给了观众这样一个机会去投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选手。我们始终在关注国内各方面对这个活动的反应，包括大众传媒、包括论坛、包括博客。我并不会有意地将其置于某些特殊的层面进行解读，但是从大陆电视观众、媒体从业人员和社会学者在这段时间内为“超级女声”所做的注释来看，我们并没有为这个比赛机制“赋予了过多的含义”。

　　时代人物周报：即便如此，在这期《时代》亚洲版问世以后，还是有许多网友在网络上发表了反对意见，您如何看待？
　　Susan：很正常，我并不惊讶。而且我此前已经与许多中国朋友有过交流，他们确实很看重《时代》周刊的封面，也很在意李宇春上《时代》封面这个事情。她作为一个“反传统偶像”，本来就是充满争议的焦点，很多人对她成为“亚洲英雄”颇有异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们当时之所以选择李宇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评选“亚洲英雄”的时候，中国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李宇春的报道，没有可能不去关注她。我们想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为之疯狂。

　　时代人物周报：您觉得为什么中国读者会对《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如此看重？
　　Susan：从我个人看来，《时代》是美国最重要的主流读物之一，很多中国读者因此将其视作“来自美国的声音”。不少中国朋友在碰到我的时候，都会提起邓小平两度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事情。中国人很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

　　* 本周《时代人物周报》文化版稿件。感谢《时代》周刊北京分社助理记者曲卫女士的帮助。

影评之外的周黎明 　[ 分类:人物 People ]

周黎明在《看电影》杂志上的专栏。
　　和很多人一样，我会因为喜欢一两位作者的文字而购买某份平面媒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每逢《看电影》杂志到手，总是翻到最后几页，习惯性地寻找周黎明先生的影评专栏。
　　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是在一个颇受欢迎的盗版DVD网站。好心的站长做了个周黎明影评数据库，页面顶端有张周先生戴着墨镜的生活照。“怎么看起来这么拽？”我忽然对所谓的“文如其人”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在2001年夏天。
　　上月做个和监制有关的选题，决定采访周先生。几经波折联系到帮他出过书的编辑，终于知道他现在供职于《China Daily》。四年后的亲眼所见完全改变了我的固有印象，热情、平和以及留美归国学者的认真严谨，都让我怀疑那张相片里装的是否眼前这个周黎明。
　　采访结束，除了事后告知发稿情况，以为不会再有更多往来。直到前天回学校找同学的时候，手机屏幕上弹出一串似曾相识的来电号码。
　　“喂，您好。”
　　“是林嘉澍吗？”
　　“嗯，对啊，您哪位？”
　　“我是《中国日报》周黎明，最近总看到你的专栏……”
　　看来《国际先驱导报》的发行还真不错。
　　通话不长，10分钟多一些。除了礼节性的问候，主题始终围绕着国内几份主要商业传媒文化专栏的风格和定位。奇怪的是，话头绕来绕去，却始终和电影没什么关系。
　　回到北京，看见周先生的MSN昵称是“我的超女评论得到了纽约时报和南华早报的回应”，就又接着聊了下去。
　　……
　　“我一直想改变国内媒体对我‘影评人’的印象，但大家不给我机会。每次约稿，我都说，除了电影我什么都愿写，就把大家给吓跑了。”
　　“开个时评专栏吧。”
　　“也许我应该先建立一个博客，然后慢慢经营。”
　　“嗯，我能进北京媒体圈，也算是拜blog所赐。”
　　“不知道开设博客技术上是否很麻烦。我是高科技白痴，尽管在美国的高科技媒体工作过好多年。”
　　“很简单的，几乎没难度。应该选个过滤上稍微宽松一些的地方。www.yculblog.com这个不错。”
　　“像我这样，大概多久能够建起来？”
　　“5分钟。”
　　“那我去试试”
　　……
　　“做好了:) http://raymondzhou.yculblog.com/”

波兰斯基：性？谎言？名利场！ 　[ 分类:人物 People ]

波兰斯基侧影。
　　“彻彻底底的谎言！”7月22日，电影导演波兰斯基一袭黑装，在法庭致词的全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站立，“这根本不是我处事的方式！即便事已至此，我依然受人尊重！依然！”
　　作为当今最负盛名、同时也最令人不齿的电影导演，通过“视频连线”出庭作证、指控美国《名利场》杂志恶意诽谤的法国人罗曼•波兰斯基再度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莎伦如此甜美、聪明、才华横溢，并且极富幽默感。在我眼中，她是世间最完美的女子。”在当庭提及亡妻时，波兰斯基的情绪一度濒临失控。
　　而这一次，波兰斯基的名字再一次同性与谎言的诘问纠集在一起。

　　桃色事件？或是空穴来风？

　　先从眼前这场官司说起吧！
　　在2002年7月号的杂志中，《名利场》绘声绘色地表述了波兰斯基于1969年8月在纽约伊莱恩饭店对“瑞典美女”贝蒂•特莉进行“性挑逗”的全过程。而根据报道所述时间，事发前数日，波兰斯基的妻子莎伦•塔特刚刚遇害。
　　莎伦在洛杉矶被连环杀人魔曼森的追随者杀害时，已经怀有八个半月的身孕。
　　但是，波兰斯基全盘否认了《名利场》杂志中关于自己的桃色报道。“这是我见过的关于我的文章中最恶劣的一篇。这根本就不是真的！它深深地伤害了我的感情！它玷污了我关于莎伦的记忆！”波兰斯基通过电视画面向陪审团表达着自己的愤怒，“这篇报道匪夷所思地误导了读者，而且完全漠视我对前妻的追思”。
　　《哈泼斯》杂志的编辑刘易斯•拉法姆在这个案件中完全站在了《名利场》发行人肯德•纳斯特的对立面，公开出庭指证，认为后者的报道观点存在极大的偏颇。
　　刘易斯告诉陪审团，在1969年8月的那个晚上，他和名模贝蒂、导演波兰斯基同处一桌。“他(波兰斯基)开始赞扬她的美丽并不断用语言来取悦佳人。他将手放在贝蒂腿上说：‘我可以让你出演电影，变成下一个莎伦•塔特’。”
　　刘易斯认为，波兰斯基只是在恭维的同时，顺带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完全不像《名利场》说的那样，将妻子的名字变成了“勾引女人的器具”。“我对那番论调的印象相当深刻，不仅仅因为听起来味同嚼蜡——实际上，那根本就是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
　　与刘易斯的证词相匹配，66岁的退休投资银行家爱德华•皮尔伯格那天晚上也在餐馆，贝蒂•特莉向他复述了同样的谈话内容。
　　曾出演波兰斯基作品《罗斯玛丽的婴儿》的女演员米亚•法罗在出庭作证时向陪审团证实，当晚在伊莱恩饭店也遇见了波兰斯基。
　　波兰斯基的律师当庭发问：“你在伊莱恩饭店的宴会上，见到他以任何形式向任何人图谋不轨吗？”“没有。”米亚•法罗答道。
　　当被问及他们是否有可能讨论除谋杀案以外的话题时，米亚回答：“他完全无法谈论其他事情，只是反复地问道：‘为什么？’‘谁会干出这样的事情？’那时还不知道凶手是谁，我们全然无措。”
　　莎伦•塔特的妹妹黛布拉回忆起在那起悲剧发生之后，和波兰斯基通电话的情形：“他的声音听起来毫无生气，坐在电话线另一端的那个躯壳肯定形容枯槁。”
　　黛布拉在波兰斯基抵达洛杉矶后见到了他。“沉默得可怕，完全无法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独立行走”，她这样形容当时眼中的姐夫。
　　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性挑逗”一位瑞典名模，显然难以立足。
　　除去大量的口供，波兰斯基还用无可辩驳的物证指出了《名利场》报道的谬误——当得知妻子遇害的消息后，他立刻从伦敦径直飞往洛杉矶。波兰斯基完全不可能在前往妻子葬礼的路上抽空流连于纽约的某家餐馆。所有的事实，都有白底黑字的文件提供支撑。
　　在铁证面前，《名利场》杂志最终以证词的形式接受了败诉的现实。
　　但他们依然坚称，报道中所述的情节确有其事，唯一被弄错的，只是这个桃色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比原文中的日期要晚两个礼拜。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他？

　　波兰斯基和《名利场》之间的官司已经告一段落。但我们却不免要多问上一句：“为什么这样‘恶语中伤’的事情会找上波兰斯基，而不是其他导演？”
　　万事有果皆有因。一条“无中生有”的绯闻之所以会登上美国主流期刊，被读者广泛地接受，必然有其孕育发端的土壤。在这个事件里，纵容“诽谤”滋长的，是波兰斯基此前的斑斑劣迹，以及在公众心目中淫乱不堪的固有印象。
　　在法庭上，波兰斯基为自己辩解道：“莎伦的死给我带来了难以计量的悲恸。在这样的时刻，有的人选择吸毒，有的人选择酒精，有的人出家为僧。而我，则选择了性。”
“性”在波兰斯基的履历中总是扮演着令人瞠目结舌的角色。
　　1977年，波兰斯基在好莱坞与一名年仅13岁的女童发生非法性关系。面对即将到来的入狱判罚，他在取保候审期间出逃欧洲。
　　从此以后，因为惧怕被美国当局拘捕并遭受牢狱之灾，波兰斯基再也没有踏上过美国的土地。而且，考虑到美国和英国之间有引渡嫌犯条约，他也再没有去英国拍过电影。
　　为求自保，波兰斯基躲到了自己的出身地——法国。作为一名法国公民，波兰斯基受法律保护，只要不离开法国边境，即可免于被引渡至美国。
　　2003年，波兰斯基的二战题材电影《钢琴师》为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各方在事前纷纷预测，作为入围导演中最有可能获奖的一位，他将通过怎样的法律手段让自己出现在柯达剧院的领奖台上，分享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但直到最后，即便那位曾经的13岁女童宣布自己已经原谅了波兰斯基曾经犯下的罪行，他也依然未能躲开美国法律的恢恢天网，无法亲临现场从司仪手中接过属于自己的小金人。
　　时隔两年，似曾相识的一幕再度上演，而这次的故事情节更加跌宕起伏。
　　波兰斯基诉《名利场》案件在英国伦敦开庭。为了将审理工作推进下去，高级法院授权波兰斯基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法庭辩论。法院认为波兰斯基有权聆听案件的审判过程。
　　但是时隔不久，上诉法院又推翻了高级法院在2003年11月作出的决定，认为波兰斯基如果希望参与到庭审过程中来，就必须本人亲自出庭参与抗辩。
　　波兰斯基的律师据理力争，认为他有权力参与一场公平的聆讯，并且有权力通过法庭来维护自己的声誉。
　　2005年2月，英国上议院推翻了上诉法庭早前做出的裁决，历史上首次出现损害名誉案件的原告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庭作证的情形。
　　但是各界的争端却并没有因为这个权威的定论而偃旗息鼓。许多法学专家出面质疑，像波兰斯基这样一个尚未赎罪而且藐视法律威严的在逃嫌犯，是否具备以法律手段讨回公道的资格。
　　“真是有趣！一个身居法国的人竟然可以通过英国法庭控告一本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杂志！”《名利场》杂志编辑格雷顿•卡特在庭审的结尾如此揶揄。
　　“我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今年12岁。作为一位父亲，我认为这篇文章被判诽谤令人完全无法容忍！要知道，在20多年前，波兰斯基曾经和一个13岁的女孩上过床！他完根本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格雷顿在案件之外依然不忘翻出波兰斯基的旧账。
　　“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有资格出庭答辩，一个值得尊重的人有资格重返加利福尼亚，一个值得尊重的人绝对不会表现得像波兰斯基现在这样。”《名利场》的辩护律师汤姆•舒尔兹更是紧咬波兰斯基的历史污点不放，“有些事情不仅仅是波兰斯基名誉里的瑕疵，这是他永远也无法抹去的污点！”

　　劣迹背后的黑暗旅途

　　罗曼•波兰斯基被称作“电影业的黑暗王子”。妻子莎伦•塔特身上接连发生的变故与不幸，就像是他那些黑色电影的现实再版。
　　二战爆发那年，波兰斯基才6岁。他跟着父母被赶进了波兰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隔离区。袖子上也带上了六角星的标记。最后父亲找到一个死角，用钳子剪断铁丝网把他偷偷塞了出来。随后父母被送进了集中营，而他的母亲则惨死在集中营的毒气房内。
　　后来，波兰斯基进入久负盛名的波兰国家电影学院学习。1962年，他的电影处女作《水中刀》在国际上获得了极大的好评。这部惊悚片激怒了许多持不同政见的势力，但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影评人大奖。
　　承接旺盛的人气，波兰斯基进入好莱坞寻求发展，并凭借《罗斯玛丽的婴儿》一片取得了巨大的票房成功。在法庭上声援波兰斯基的米亚•法罗时年23岁，在片中扮演一名通过噩梦怀上了恶魔之子的少妇。这部电影自1968年问世起，就凭借其令人窒息的心理暗示手法对恐怖电影的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生活中的不幸完全击垮了波兰斯基。怀孕的妻子被残忍杀害，成为那年全美最骇人听闻的惨案之一。
　　精神上受到巨大创伤的波兰斯基在1971年——妻子遇害的第三年，凭借一部极其压抑的《麦克白》重返影坛。
　　到了1974年，波兰斯基终于凭借《唐人街》一片迎来了他好莱坞事业上的第一座高峰。该片在当年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以及其他11项提名。主演杰克•尼科尔森对人物入木三分的刻画以及导演对剧情高超的驾驭能力得到了业界的广泛好评。
　　三年之后，波兰斯基和13岁的女童发生了非法的性关系，而事发地点，正是在杰克•尼科尔森在好莱坞的家中。
　　事发之后，波兰斯基畏罪潜逃，无法再踏上美国的土地。
　　但他的创作生命并不因此停止。根据托马斯•哈代的小说《苔丝》改编的同名电影再一次获得了奥斯卡提名。此后，他的爱情题材作品《苦月亮》又以富于张力的情节设置与深刻的人文内涵获得了观众和影评人的一致好评。
　　在蛰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波兰斯基执导《钢琴师》的决定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片中主人公从华沙犹太人聚集区出逃的命运和波兰斯基在二战中的经历何其相似！电影里波兰犹太人被纳粹德国屠杀的情节，对他来说不仅仅是电影，更是血淋淋的亲身经历。
　　据《钢琴师》里演母亲的演员回忆，当拍到一家人被赶进犹太区后，透过窗户看到大街上一堵墙突然被砌起来的那段戏。预演的时候，演妹妹的演员大呼小叫，作出惊惶失措的表情。波兰斯基马上叫停，对她说：“不对，不是那样的。”演员不明白，波兰斯基演给她看。他只是走到窗前，说：“看，看。”只是看，脸上长时间没有一点表情。
　　毫无悬念，这部蕴含了波兰斯基无数心血的电影甫一面世即赢得了各方的高度赞誉。
　　从金棕榈、金凯撒、金球奖，到那尊被普遍视作对于波兰斯基而言已经完全无望的小金人，业界用自己的方式欢呼这位法国导演充满争议性的回归。
　　对于一个电影导演而言，这样的成绩已经可以算是功成名就。在10多年前，波兰斯基曾与执导《辛德勒名单》的机会失之交臂。该片帮助斯蒂文•斯皮尔伯格获得了1993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比《钢琴师》获得相同奖项早了整整10年。
　　而对于波兰斯基个人而言，生平最大的遗憾，则莫过于未能亲自出席2003年奥斯卡的颁奖典礼。

　　胜诉的代价：当众细数龌龊行径

　　集争议和成就于一身的波兰斯基最终还是赢得了这场官司。
　　在判决结果宣布后，他对媒体说：“整个事情已经无声地远去，同时，也令人心力憔悴。我对今天陪审团作出的判决感到欣慰。”
　　“三年来，我的生命就像被中止了一样。在这三年里，我不得不再次体验1969年8月那些恐怖的事情——我的发妻、我还未出世的儿子、我的亲朋好友们被凶手逐一杀害。”波兰斯基补充道，“许多关于我的不实传言被印成黑底白字。尽管我对大多数流言置之不理，但2002年7月号的《名利场》令我忍无可忍。”
　　《名利场》发行人肯德•纳斯特必须在两周之内支付17.5万英镑的诉讼费，并有可能面临高达100万英镑的巨额处罚。
　　看起来，在法律层面上，罗曼•波兰斯基确实是胜利了。但是，实际情况呢？
　　“有勇无谋”，英国广播公司BBC这样评价波兰斯基将《名利场》告上法庭的行为。波兰斯基虽然获得了5万英镑的赔偿，但他不得不在公众面前谈论自己那些龌龊行径的每一个细节：他不但逃避了审判，还进行了数不清的“随意性行为”——有时候甚至是同时和多名女性交欢，这其中还包括一名15岁的少女。在庭审过程中，他更坦诚自己经常对妻子莎伦•塔特有不忠的行为。
　　《名利场》的辩护律师舒尔兹认为波兰斯基已经颜面丢尽。即便陪审团判定《名利场》的文章构成了诽谤，他们也拒绝支付任何有实际意义的赔偿：“我们倒是很乐意提供一张影院门票，或者‘欧洲之星’高速列车的车票。这样的话，波兰斯基先生就会亲自在我们的面前了。”
　　在丢光了面子之后，波兰斯基还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了《名利场》当年的那片文章。在首度发表的时候，几乎没有几个人会注意到这样一条缺乏新意的花边消息。但是现在，它却在三年之后重新成为了街坊四邻的谈资。
　　当今美国社会，在司法体制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市井小报。而后者对读者的影响和说服力，往往远大于头戴假发、高高在上的法官。
　　就像许许多多曾经站在诽谤案件原告席的明星那样，罗曼•波兰斯基在走出法庭之后，还必须等待报纸、杂志、电视、广播和无数博客、播客、专栏作家的评判。
　　而且在多数时候，这些人的观点，都和陪审团的判决大相径庭。

　　* 《时代人物周报》稿件，请勿转载。

那个叫J. K. 罗琳的女人 　[ 分类:人物 People ]

J. K. 罗琳在《哈6》首发式现场。(法新社图片)　　2005年7月16日，星期六，午夜，精心装饰的爱丁堡城堡里灯火辉煌，像极了哈利·波特电影中充满魔幻色彩的绚丽场景。J. K. 罗琳坐在一张旧式棕色靠椅上，双腿交叉，深蓝和粉红双色灯光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将罗琳的身影映射得份外高雅。
　　她轻轻翻开手中的新作《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那些早已为全世界读者所熟悉的名字——哈利、罗恩、赫敏、马尔福、施内普、邓布利多——从墨香未褪的文字变为柔和的声音，再通过英国最大的独立传媒机构ITV电视网传向世界每一个角落。
　　罗琳的对面，坐着70位通过竞赛遴选出来的幸运小读者。他们聚精会神地望着这位缔造了整个魔法世界的英国女士，时而相互对视，绽露出幸福的微笑。此前，他们刚刚参加完哈利·波特新书的盛大首发式，难以按捺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

　　困苦的罗琳

　　在全世界小朋友们的心中，罗琳一直应该是一个仙女般无忧无虑的角色——金色长发、手持魔杖、举手投足之间总是伴随着银铃一样的笑声。
　　但在现实中，罗琳和孩子们的完美想象却不尽相同。
　　巴里·坎宁安是J. K. 罗琳在Bloomsbury出版公司碰上的第一位编辑。坎宁安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在上世纪90年代，罗琳还只是一个清贫的单身母亲。“她诉说了生活的窘况，把自己与女儿的未来全都赌在了哈利·波特的身上。这令我十分担心。”坎宁安说，“写儿童读物毕竟赚不了多少钱，她必须要有一份在白天进行的稳定工作才行。”坎宁安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意识不到他犯了一个10亿美金的错误，就是这本儿童读物，造就了罗琳10亿美元的身价。
　　从1992年开始正式筹划出版，到1997年哈利·波特丛书的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出版，总共经历了5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罗琳母女的生活极其艰辛。因为自家的屋子又小又冷，罗琳时常到她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将女儿放进桌边的婴儿车，在哭闹声里把哈利·波特的故事写在一张张小纸片上。为了省钱，她几个小时只喝一杯咖啡。

　　风光无限

　　五年前，在写作哈利·波特丛书的第四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时，罗琳正尝试着戒烟，并辅以一种名叫Nicorette的尼古丁咀嚼锭。“可是不久之后，我又开始吸烟了，但我依然继续使用Nicorette以配合戒除烟瘾。当夜幕降临，我躺在床上，想起膝下的子女，辗转难眠。我不得不爬起来用酒精让自己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
　　嗜烟嗜酒，这可绝对不符合孩子们认为她是仙女的想像。
　　如果罗琳确实像孩子们想像中的古典童话里的仙女那样单纯美好，那么她写出来的哈利·波特必定也会无聊透顶，事实上，罗琳很有几分调皮的孩子气。
　　在日常交谈时，她的语速显得较常人略快，话语之间略带一丝不安。坐在一起闲聊，她通常会说些令你坐立不安的事情，然后忽然之间暴发出一阵高分贝的笑声：“别担心，只是开个玩笑而以啦！”
　　罗琳在爱丁堡的首发式上的着装是黑色上衣配黑色裙子，英国媒体纷纷评价这身打扮既大方又不失高贵。其实一袭黑装正是罗琳的最爱——当然，还有那些跟长至少3英寸的漂亮高跟鞋。
　　从困苦，到风光无限，罗琳走了13年；这13年里，哈利·波特出了六部。
　　13年前，她想像不到会被苛刻的媒体以高贵的字眼来评论她的穿着；而她也给了世界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奇迹。

　　不只是哈利·波特的妈妈

　　在真实世界里，罗琳的头发确实也染成了仙女那样的金色，只不过在发根部分已经有了一英寸左右的黑发。不难理解，在过去的半年里，罗琳不仅完成了哈利·波特丛书的第六部，而且还生下了自己的第三个孩子。梳妆打扮，自然就得排到上面两件事情之后。
　　2005年1月23日， 罗琳在英国爱丁堡顺利产下一女。这是罗琳与现任丈夫尼尔的第二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大卫已经两岁了。而罗琳在第一段婚姻中产下的女儿洁茜卡，目前也已经12周岁。
　　当日，罗琳在她的个人网站上表示：“我和尼尔非常高兴地向大家宣布：我们的女儿已经在星期天晚上出生。她的名字是麦肯琪·默里。尽管我认为我有些偏爱，但她确实非常漂亮。感谢所有来自‘哈迷’网站上的祝贺。对我而言，这些祝贺的意义远大过你们的想像。祝愿每个人都和我一样拥有快乐的一周。”
　　第一个孩子洁茜卡的到来，某种程度上，促成了罗琳成为了哈利·波特的妈妈。
　　和读者的互动总是令罗琳感到满足。在ITV的谈话节目上，罗琳和来自威尔士的14岁小读者欧文·琼斯进行了一番亲切的交流。但这一次的话题，却多少有些伤感，因为哈利·波特丛书即将走完这段美妙的旅途。
　　是的，罗琳正准备和陪伴多年的老朋友说再见。哈利·波特丛书计划出版七本，而《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已经是其中的第六册。
　　“每当想起我将不会再写出含有‘哈利’、‘罗恩’或‘赫敏’这些名字的句子，我就有些感伤。”她对记者说，“但是，我又或多或少有些欣喜。家庭生活对我来说至关重要，也许这也会成为我写出一些其它类型作品的契机。”
　　“其它类型”的实际含义还无从知晓，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哈利·波特将会是罗琳笔下的最后一个魔法师角色。
　　“我想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大家，在哈利·波特之后，我将不会再写作类似的魔幻作品。”罗琳在记者会上宣布。
　　生于1965年7月31日的罗琳根本想像不到，在她40岁生日到来之前，会给世界创造出这么大的一个奇迹。

　　* 另两篇哈利·波特相关报道请见本期《时代人物周报》，今日已上架。请勿转载。

老陈和他的打口碟 　[ 分类:人物 People ]

思虑再三，撤下了老陈的相片。这是我买的第一张打口碟：《Alternative》。
　　“在这里得有八、九年了吧，什么时候都是一个样。”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福州大规模出现打口CD交易开始，老陈就一直在安泰中心楼下摆摊卖碟。提及其间的经营历史，老陈习惯于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
　　安泰中心及其周边地带可以算作福州的“涩谷”，底商几乎全被当今学生所钟情的购物和娱乐场所租下。老陈的摊点位于一家体育用品连锁店的门口，时常会有一些扮相入时的年轻男女蹲下询问。相比于周围零星叫卖着“那种碟片”的中年女子们，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家“大户”。
　　90年代后期津泰路一带的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加之小摊小贩的经营条件不断恶化，使许多同时期开张的老碟贩逐步迁离此地，甚至转行开店。只有老陈还乐观地坚守着这块在他看来充满了运气和财富的寸土寸金之地。
　　每天中午，刚刚吃过第一餐的老陈就会从附近老丈人居住的“库房”里拖出几箱打口CD开始营业。几个小时以后，他的妻子又会运来一车CD包之类的日用品加入摆摊的队伍。
　　陈妻最近刚把头发挑染成褐红。相较于过去虽然显得略为时尚，但凶悍的表情和沙哑的嗓音却没有丝毫改观。常年熟客多不愿意与之搭话，宁可多等上个把钟头也要和面相奸诈却至少通情达理的老陈讨价还价。
　　“打口碟”在老顾客看来应该是十分宽泛的概念，既包括了在盘沿上被锯出一道小口的CD，也包括了那些同样以“洋塑料垃圾”身份流入国内的“打眼碟”和“原盘”。
　　福州的打口碟市曾经荣极一时——货源充足且品种齐全。在2002年前后，几乎所有曾经在美国市场出现过的唱片都可以轻松淘到。
　　老陈的生意在那段时间里颇为红火，家中时常出现十几个老顾客在蒸笼一样的房间里埋头挑碟的盛况，《珍珠港》和《红磨坊》之类的OST原盘沦为5块钱买一赠一的添头。于是，隔三差五下广东提货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那年夏天，老陈利用进货的空余捣腾回一套日本产的桌面组合音响。家里的熟客们从此不必自带随身听试碟。脸上不时显露的得意微笑在不经意间表明了老陈当时颇值得自豪和欣喜的收入状况。
　　去年，老陈迁入了与安泰中心咫尺之隔的新住所，居住面积扩大了一倍，到岗距离也由原先的骑车五分钟缩短到走路两分钟。但是，也差不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价钱越来越贵品种越来越少”之类的抱怨开始频繁地出现。
　　暑假回来抽空拜访了老陈一次，他开始变得寡言而善于感慨。小学低年级的大儿子贪玩以至于成绩不佳成为他最常提及的话题。
　　老陈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当一个连很多汉字都写不清楚的小贩在你面前如数家珍地道出柴科夫斯基、汉斯·基墨和U2的所有专辑名称，或者从一大箱盘脊里分门别类地抽出轻爵士、说唱摇滚或电影原声带时，你不得不感叹“行行出状元”并非信口雌黄。
　　但老陈在心里很清楚，这样长年累月的“灰色身份”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又半年没看见你了啊。念书紧不紧张？”
　　“还可以吧，马马虎虎。这个学期忙了点。”
　　今天中午，这样的对话又重复了一遍。
　　为了不让下一代也像自己这样经营着连合法非法都还无法说清的废弃塑料，老陈正在尽自己一切所能让膝下儿女接受到尽可能高的教育水平，日后过上尽可能好的生活。
　　[后记：今天开设了“人物”栏目，却并不想让它膨胀得太快。了解一个人就像读一本书，记录一位“小人物”的生活远比评述一个文化现象要难上许多。希图通过这些粗略的白描，给身边飞速变化着的社会留下一些值得回味剪影。祝自己把这个栏目做好，踏实地坚持下去。]

自新九年 　[ 分类:人物 People ]

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侯Core”的侯自新，在这一年里过得并不轻松。
　　当侯自新因为学校对外宣传力度的加大而频频露面于各类媒体时，可能多数观众并不知道，人们明年将很难在行政楼三层的尽头再看见这位现年63岁，连任两届并超期一年的南开大学校长。
　　新旧管理层的交替，正在南开园的各个建筑物中悄然而有条不紊地展开。
　　2004对于南开大学而言，算得上是并不平静的一年。在秋高气爽与寒风凛冽之际，万千纸鹤两度飘扬在学校主干道的旁侧。从《8500只纸鹤贺母校85岁生日》到《省身西去多伤感 万只纸鹤寄哀思》，这所因“南边的开洼地”而得名的私塾学堂在这一年经历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喧嚣浮沉。
　　坊间，相当一部分师生倾向于将先生的故去归结于校庆期间过多的媒体专访和宣传造势。尽管缺乏有说服力的论据作为支撑，但我们依然能够从这样的声音中解读出南开大学当下的颇多无奈。
　　“到现在，我依然是一个‘掌心向上’的校上。”面对凤凰卫视的镜头，侯自新不无伤感地向记者描述南开当前的状况。
　　一方面，由于天津市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地位，相较于北京的各大高校，南开大学从国家获得的支持少之又少。而另一方面，天津大学这个并不友善的“强势”邻居又使得南开大学在资金和政策等各个方面陷入相当窘迫的境地。
　　令人难以满意的福利待遇，直接导致近年来南开优秀人才的不断流失。当南开金融的前教授们在北大人大的讲坛上感叹“还是在南开做学问能够沉住气”的时候，市场经济的大潮已经将南开大学的教研人才储备推向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境地。
　　侯自新上一次出现在记者的镜头中，是位于新图书馆一楼陈省身先生的灵堂。作为陈老的学生，悲痛和憔悴清晰地写在他斑白的两鬓之间。在接听电话的空余，这位以亲民风格著称的校长不时为夫人整理领口和黑纱，并亲力亲为地指示现场的安排和调度，举手投足令在场记者为之动容。
　　岁末的各类评选如约而至，在人民网和央视共同主办的“年度十大人物”评选中，陈省身和刘东生两位南开校友进入候选名单。
　　在这一刻，我们的情绪应该是高兴还是担忧？在明年后年的评选中，南开是否依然需要以这样的老一辈作为与刘翔、张瑞敏们角逐的资本？
　　陈先生在赠送给侯校长的《陈省身传》中用圆珠笔颤颤巍巍地题上“自新惠存”四个字。在今天看来，除了保留“踏实和不事张扬的学风”，南开还要学会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保全并发展自己。